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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录入]

推荐者的感受：

这并不是国内很出名的著作，然而雅致的文笔，刻画感情的细腻与深刻，却总是引人一读再读。
有人提这部书的时候带到了钱钟书，当然那种描写很难说是宽厚的，或者说是挖掘美好的，不过我想伊夫林至少比钱钟书宽厚一点也温情煽情一点。
董桥说，伊夫林是最能忍情的。
是，所有的激情勃发都被暗化虚化拟人拟物掉了，让读书的人似乎在文字的丛林里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全文有种感伤的调子。主题，是回忆与追念。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受，具体您的感受如何，还是请您自己看了再说。

by 玛姬

《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
作者：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英国]
译者：赵隆勷

目录

序幕旧地重游

第一部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我遇见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还遇见安东尼·布兰奇——初访布赖兹赫德
第二章我的堂兄贾斯珀的谆谆告诫——警告提防诱惑——牛津星期日的早晨
第三章我的父亲在家里——朱莉娅·弗莱特小姐
第四章塞巴斯蒂安在家里——马奇梅因勋爵在国外
第五章牛津的秋天——和雷克斯·莫特拉姆共进午餐——和博伊·马尔卡斯特共进晚餐——桑格拉斯先生——马奇梅因夫人在家里——不合世俗的塞巴斯蒂安

第二部旧地荒芜

第一章桑格拉斯被揭露——告别布赖兹赫德——雷克斯被揭露
第二章朱莉娅和雷克斯
第三章马尔卡斯特和我保卫祖国——塞巴斯蒂安在国外——我告别马奇梅因公馆

第三部拉动命运之线

第一章暴风雨中两孤儿
第二章预展——雷克斯·莫特拉姆在家中
第三章在喷泉边
第四章不合世俗的塞巴斯蒂安
第五章马奇梅因勋爵在家里——死在中国式的客厅里——最后的分晓

尾声旧地重游

☆☆☆微吟于2004-01-27 20:58:52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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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旧地重游

当我到达小山头上C连的边界时，我停下来回头眺望那片营房，在灰蒙蒙的晨雾中，下面的兵营清清楚楚映入眼帘。我们在那天就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进驻时，这里还覆盖着白雪；而现在，春天初生的嫩叶正在萌芽。当时我就思忖，不管我们将面临多么荒凉的景色，恐怕再也不会害怕那儿的天气比这里更令人难受的了，现在我回想一下，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愉快的记忆。

在这里，我和军队之间的爱已经完全消逝了。

有轨电车在这儿到达终点，使得从格拉斯哥喝醉了回营房的士兵可以在位子上打盹，直到他们到达终点被人喊醒。从电车站到营房门口还要走一段路；在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里，经过警卫室之前还有时间扣好上装，整理军帽，这段四分之一英里的水泥路被野草代替了。这是城市最远的边界。鳞次栉比、整齐的住宅区和电影院终结了，偏僻的乡间由此开始。

这个兵营驻扎的地方前不久还是一片牧场和耕地；农舍仍然位于丘陵怀抱之中，已经做了营指挥部；曾经是果园的残垣断壁上爬满了常春藤，洗衣房后面还有过去果园留下的半亩残缺不全的老树。在军队进驻之前这块地方本来是计划要清除掉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那里的农舍、围墙和苹果树都会无影无踪了。半英里长的水泥马路在两边光秃秃的土堤之间修起来了。马路两旁纵横交错的阴沟说明承包市政工程的商人曾经计划在那里修建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间，这片地方可能就已经成了近郊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过冬的那些小房子就等着轮到它们毁掉了。

坐落在路那边，即使在冬天也被环绕着的树林半遮半掩着的，是一所精神病院。它成了人们频繁讥笑评论的话题，它的铁栅栏和高大的院门使得营地的粗铁丝网黯然失色。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疯子在整齐的碎石小径和美丽的人工草地间闲逛和跳来蹦去；这群幸运的不为国出力的人，已经放弃了他们承担不起的战斗，毫无疑问，他们已尽了职责，是这一个发展的世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正安然享受着继承到的遗产。当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士兵们常常隔着栅栏向那些病人大声喊叫——“好朋友，给我把被窝暖热吧，我不久也要来了——”但是，我们最近来的排长胡珀，嫉妒那些人舒服生活，“希特勒会把他们送进煤气室去熏死，”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一两样东西。”

我们在仲冬时节开进这里，那时，我带来的是一连身强力壮、充满希望的士兵。我们从沼泽地区调动到这个码头时，人们都说我们最终会开往中东。日子一天天逝去，我们清除积雪，平整练兵场，我看到士兵们由失望变成了听天由命。他们贪婪地闻着煎鱼铺里的香味，竖起耳朵听工厂的熟悉的、和平时期的汽笛声和舞厅乐队的伴奏声。现在每逢休假日，他们就没精打采地站在街道拐角上，看到军官走近就侧着身子溜掉，生怕一敬礼，让军官看到他们带着新情人逛大街而丢脸。在连部，有一大批条子要求小额借支和照顾假期；天刚蒙蒙亮，到处都是泡病号的士兵的诉苦声和牢骚满腹的阴郁面孔和呆滞眼神，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而我，照规矩本来应该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可是，我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在这里，原先把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已经提升走了，继任的是一位年轻的，不那么和蔼的人，是从别的团调来的。在战争爆发时一起受训的那批志愿兵，现在留在食堂里的不多了；他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差不多都走光了——一些人因为伤病退伍，一些人提升到别的营里，有的进了参谋部，有的志愿当了特工人员，有一个在野外靶场上不小心被子弹打死了，有一个受到军事审判——他们的位置都由应征士兵取代了；现在，军官餐厅休息室里不停地播放着无线电节目，人们在饭前喝很多啤酒；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这会儿，我在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老起来。每天晚上我感到浑身僵硬、疲倦，不愿走出营地；我养成了独占某几把椅子和某几种报纸的习惯；我经常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不多也不少，听完了晚上九点钟的新闻马上上床。我总是在起床号前一小时醒来，烦躁不安。

在这里，我对军队最后的爱消逝了。它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的。留在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的某天，当我在吹起床号前醒来，躺在尼森式活动房屋里，凝视着一片黑暗，一边听着四个同屋人深沉的鼾声和梦话，一边心头反复考虑着当天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把两个伍长的名字登上参加武器训练的名单了吗？在假满归队这一天，我手下超假的人数又会是最多的吗？我能够委托胡珀把一班候补生带出去勘察地形吗？——当我在黑夜里躺着的时候，吃惊地体会到我心里有某种东西，久病不愈，已经静悄悄地死亡了，就像一个丈夫可能感到的，他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突然认识到对于他一度爱过的妻子不再有什么热情、温柔或敬重，和她在一起不感到快乐，没有取悦她的愿望，对她可能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想什么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没有改善关系的愿望，对于遭到不幸也不自我谴责。我清楚地知道婚姻幻灭的单调乏味的境界，我和军队一道经历了上述的境界，从早期的苦苦追求直到现在，如今我们之间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规定的冷冰冰的义务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了。我亲自演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每场戏，发现早期的小小争执愈来愈频繁，眼泪更少感染力，和解不再甜蜜，直到产生了一种冷漠的心情和冷淡的批评，使我愈来愈相信，错的不是我，而是我原来的爱人。我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不老实的调子，我学会了忧心忡忡地留心听有没有这种声音；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茫然的、忿恨的、难以理解的眼光，我看到她那自私的、抿得紧紧的嘴角。我了解她，就像一个人了解一个日复一日地共同生活了三年半的女人一样：我了解她的邋遢习惯，施展魅力的手段，她的嫉妒和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神经质的动作。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迷人的力量，我看出来她是一个和我志趣不相投的陌生人，过去我一时痴迷和她不能分离地结合起来。

所以，在军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完全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我会继续服役，但是对此我只是默默地接受，毫无热情。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早晨九点一刻在附近铁路支线上车，把剩下的口粮放进军用背包里；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已经率领一支小先遣队走了。连里的东西头一天已经收拾好了。胡珀被选派去检查营房。全连于七点半列队集合，帆布军用背包都摆在营房门前。一九四零年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早晨，我们错认为派我们去保卫加来。打那时起，我们一年要换防三四次；这一回，我们新上任的指挥官正在进行一种不平常的“安全”表演，甚至麻烦到要我们把制服上和运输工具上的标志统统摘下来。这是“极有用的战争状态训练，”他说，“如果我发现有营妓在那头等待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泄密了。”

厨房的炊烟在晨雾中漂浮，营房驻扎在那里，就像一个迷宫，由许多线路构成，描画在一个未完工的房屋建筑设计图上，仿佛是最近由一群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似的。

“代号为‘绿鳕’的发掘物在二十世纪市民奴隶团体和继之而起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一环。在这里，你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会修建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却被一个处在最低发展阶段的人种蹂躏了。”

我想，未来的权威们可能会那样写。我回过头去问连的军士长：“胡珀先生来过吗？”

“长官，今天早晨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们去到那间已经搬空了的连部，在那里我发现，做好营房设备损坏表后，又打破了一块窗玻璃。“夜里风刮的，长官。”军士长说。

（一切损坏都可以归之于这样的原因，或者归之于“工程兵的演习，长官。”）

胡珀来了；他是一个肤色发黄的青年，留着个背头，从前额起没有分缝，带有单调的英国中部口音；他来连队已经两个月了。

士兵们不喜欢胡珀，因为他不太内行，他有时会对着大家叫着个别士兵的名字下口令，比如喊：“乔治，稍息，”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差不多到了钟爱的程度，主要是因为他刚到饭厅吃饭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新来的上校和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他这个人还不了解。他在饭厅休息室里已经喝了几杯杜松子酒，有几分醉意，这时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

“赖德，那个青年军官是你连里的人，对吗？”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上校，”我说，“早就该剪了，我一定设法让他剪了。”

那位上校又喝了几杯酒，开始打量胡珀，一面出声地说：“天啊，现在他们竟把这样的军官送给我们！”

那天晚上，那位上校似乎总也忘不了胡珀。吃完晚饭，上校突然大声说：“在我原来那个团里，如果一个青年军官这个模样，部下死活也要把他的头发剪短的。”

谁都不理碴儿，而由于我们没有反应，好像惹恼了那个上校。“你，”他转身对A连一个老实的青年士兵说，“你去拿把剪刀来，把那个军官的头发给剪短了。”

“长官，这是命令吗？”

“这是你长官的希望，而长官的希望我知道就是最好的命令。”

“很好，长官。”

就这样，在冷淡的困惑气氛中，胡珀坐到椅子上，这时在他的后脑勺来了几剪子。理发开始时，我离开了休息室，后来为了他受到的待遇我向胡珀道了歉。“这样的事，在我们团里是不常有的，”我说。

“啊，别难受，”胡珀说，“我经受得住这点儿玩笑。”

胡珀对军队不抱幻想——或者确切地说，他看待宇宙万物都像隔了一层雾，迷迷糊糊。他看军队，也和看那层迷雾一样，不抱什么特别幻想，他尽了一切努力要求推迟服役，之后，他被迫勉强进了军队。他说他接受兵役就像接受“麻疹”一样。胡珀决不是浪漫的人，他小时没有追随过鲁珀特亲王的骏马，也没有坐在克珊托斯河身的营火旁边。我到了某种年龄，除了听诗歌朗诵（我们老师介绍的使大人小孩泪如雨下的关于坚忍不拔的印第安人的插曲），不流一滴眼泪——而胡珀却常常流泪，但是他从来不为亨利在圣克里斯平节日发表的演讲、也不为色茅霹雳的墓志铭流一滴泪。他们给他讲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战争，却详细地讲解了文明的立法和近代工业改革。那些战场，如加利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颁多、班诺克平、龙塞瓦利斯和马拉松——还有亚瑟王倒下的地方，以及成百个这样的古战场的号角声，即使目前在我万念俱灰，看破一切的精神状态中，这些古战场的名字还是越过漫长的岁月，以我童年时代听到的清晰有力的声音，依然召唤着我，但是胡珀听了毫无影响。

虽然他这个人我连最简单的任务都不能放心地交给他，他却很少发牢骚。他过分重视“效率”，凭着有限的一点商业经验，他有时谈到军队薪饷和供给情况，以及“一个人一小时完成的工作量”的效用，并说：“在商业上，他们可逃不脱惩罚。”

他睡得很熟，而我却睡不着，心里烦得很。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几周里，我觉得胡珀成了英国青年的象征，因此，我一读到报上公开的演讲，说本来需要什么样的青年，世界要靠青年，我就会拿胡珀代替文章里泛指的青年，然后看看是否合适。这样，我在起床号前黑暗的时间里，有时会默默地沉思着：“胡珀群众会”、“胡珀招待所”、“国际胡珀合作”、“胡珀宗教”。胡珀是这一切事物的最可靠的试金石。

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起刚从“军官训练队”来时，胡珀的军人气概变少了。这天早晨，他背着全副装备，看起来很不像个样儿。他像跳舞似的，滑行过来向我立正，举起戴着羊毛手套的巴掌对我敬礼。

“军士长，我要对胡珀说话……哦，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叫你去查营房的。”

“对不起，我晚了吧？我匆匆忙忙把装备收拾起来。”

“那就是你要勤务兵的目的吗？”

“嗯，严格地说，我想是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有事要干。如果你待他们这种人不好，他们会用别的方法来报复你。”

“嗯，现在去查看营房吧！”

“好咧——啊。”

“天啊，别说什么‘好咧——啊’的吧。”

“对不起，我的确想要记住。我刚才是顺口说出来的。”

胡珀走了的时候，军士长回来了。

“长官，指挥官刚走上这条小路，”他说。

我出去迎他。

指挥官猪鬃似的红色小胡子上凝聚着点点水珠。

“嗯，这儿一切都清点好了吗？”

“好了，长官，我想已经好了。”

“你想已经好了，你应当知道是不是好了。”

他看到破了的玻璃窗。“这块玻璃登上营房损失表了吗？”

“长官，还没有。”

“还没有？如果不是我看到的话，不知道这块玻璃你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去。”

和我在一起他就不自在，他的吵嚷大都是由于怯懦，但是我并不因此变得好一点。

他领我去小屋后面的一段铁丝篱笆旁边，这段篱笆把我的地段和运输排的地段隔开来，他轻巧地跳过铁丝篱笆，走向一个长满荒草的沟，这条沟一度是那个农场上的界线。他在这儿开始用手杖刨地，像一只用嘴拱地要吃地下菌的猪那样，一会儿就发出一声胜利的喊叫。他刨出了一个垃圾坑，爱整洁的士兵喜欢这种垃圾坑：笤帚把，火炉盖，锈了的水桶，袜子和一块面包，同纸烟盒和罐头盒一道埋在酸模草和蛇麻草下面。

“看看这个，”指挥官说，“这些东西会给来接防的团队很好的印象啦。”

“真糟糕，”我说。

“真丢脸。离开营地以前，必须把这一切都烧了。”

“长官，很好。军士长，给运输排捎话，告诉布朗上尉，指挥官要求把这条沟清理干净。”

我不知道上校会不会容忍我不服从命令；他容忍了。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用手杖扒拉一阵沟里的脏东西，然后转过身大踏步走开了。

“连长，你不应该这样做，”军士长说，自从我到连队以后他一直是我的指导和依靠。“你真的不应该这样做。”

“那不是我们的垃圾。”

“连长，可能不是，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跟上级关系搞不好，他们会用别的方法整治你的。”

当我门走过疯人院时，两三个年老的疯子在栏杆后面客客气气地嘟囔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老朋友，再见啦！我们会来看你们的。”士兵们对那些疯子喊道，“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一直笑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吧。”

我和胡珀走在先行排的前头。

“喂，知道我们往哪儿开吗？”

“不知道。”

“你认为真的要干起来吗？”

“不。”

“不过是折腾一阵吧？”

“是的。”

“人人都说我们真要干起来了。我真的弄糊涂了。不知怎的，我感到如果我们永远不去打仗的话，这一切演习和训练好像都是蠢事。”

“我可不犯愁。到时候大家都有很多仗要打的。”

“啊，你知道，我可不要打太多的仗。只要说我打过仗就行了。”

一列陈旧的火车在侧线上等着我们；负责这列车皮的是一个铁路运输官，一群疲惫的士兵正在把卡车上最后一批长形帆布袋运到行李车上。出发的准备半小时就做好了，但一个小时后火车才开动。

三个排长和我合用一个车厢。他们吃夹肉面包、巧克力、抽烟和睡觉，谁也没带一本书。像时常发生的那样，火车常常停在两站之间，在头三四个小时，车一停，他们就把头探到窗外，注意城镇的名字，后来他们就没有兴趣了。在中午和晚上，人们把温吞吞的可可茶用勺子从桶里舀到我们的水杯里。火车穿过干线两侧风景单调乏味的地区，缓慢地向南驶去。

这一天的重要事件是指挥官的“命令发布会”。由传令兵召集我们在指挥官的车厢里集合，看到他和副官戴着钢盔，带着全副装备。他说的头一件事是：“这是命令发布会。我希望你们参加时要全副装备。我们偏巧在火车上，但这一事实是不重要的。”我以为他要打发我们回去重新着装，但是他盯了我们一会儿说，“坐下。”

“我们让营地处在一种很不体面的情况中。我随便走到哪儿都看到军官没有尽职责。丢下的营地是个什么样子最能说明团级军官的效率。营和营的军官们的荣誉就靠这个。而且——”下面的话他真说了呢，还是我从他愤怒口气和眼光里猜出来的？我想，他把话咽下去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几个临时军官的松松垮垮破坏了我的荣誉。”

我们坐在那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等着记录下下一步工作的详细命令。一个较为敏感的人就会看出，他已经不能给人深刻印象了；他也许看出来了，因为他用一个好发脾气的校长的办法补充了一句：“我要求的只是忠诚的合作精神。”

然后，他看着笔记本念道：

“命令。

“情报。本部正运行于A地与B地之间。这是C地的主线，易于受到敌机轰炸和毒气攻击。

“意图。我打算到达B地。

“方法。火车大约在23点15分到达目的地……”等等。

要害地方出现在结束时宣布的“后勤”项下：C连抽出一排人，在火车到达侧线时负责卸车，那里有三辆三吨卡车把物资全部运到新营地的临时堆集处。一直要工作到完成任务；抽出的一排人看守堆集处，在营地周围警戒。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能给值勤的人发可可茶吗？”

“不能。还有什么问题？”

当我把这个命令向军士长传达时，他说：“可怜的老C连又倒霉了。”于是我明白这是在处罚我反对指挥官。

我给几位排长传达了指挥官的命令。

“喂，”胡珀说，“这差事叫咱们的小伙子非常为难，他们会发脾气的。他好像老是派咱们干脏活。”

“你去执行警戒任务。”

“好咧。但是，我在黑暗里怎么能看出周围的警戒线呢？”

灯火管制开始了不久，一个勤务兵闷闷不乐地顺着列车车身走着，他弄出的嘎啦嘎啦响声惊动了我们。一个有经验的军士大声喊着：“上第二道菜了。”

“敌人在向我们喷液态芥子气，”我说，“务必把窗户全关上。”然后，我写了一个简明的情况报告，说明没有人员伤亡，什么也没有受到污染，已经派士兵在部队下火车以前把车厢外皮的毒气消除干净。看来指挥官很满意这个报告，因为他再没说什么了。天黑后，我们都睡了。

最后，在深夜，我们到了要去的铁路侧线。我们的安全作战行动训练要求我们避开车站和月台。在黑暗中，从开动的火车上跳到铺着矿渣的轨道旁，引起了混乱和损失。

“到铁路堤下的路上集合。赖德上尉，C连的行动和平常一样慢慢吞吞。”

“是，长官。我们漂白车皮的工作遇到点困难。”

“漂白？”

“给车皮消毒，长官。”

“哦，我相信，干得非常认真。把它撂下吧，开始行动。”

到现在，我那些半睡半醒的、恼怒的兵士哗啦啦地在大路上排起队来。不一会儿胡珀那个排就出发，接着在黑暗中消失了。我看到几辆卡车，排成一队的士兵把补给品从陡峭的路堤上一件一件地传递到堤下。现在，当士兵们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目标明确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快活起来。最初，我和他们一起传递了半个钟头东西；后来我停下来去迎接坐在首先开回来的卡车上的副连长。

“那个营地很不错，”他报告说，“是一片很宽阔的私人住宅，有两三个湖。看来如果运气好，我们还能逮着几只野鸭。村里有家酒店，一个邮政局。几英里内没有市镇。我已设法为咱们俩搞到一间小屋。”

凌晨四点，运输工作结束。我坐着最后一辆卡车，通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下垂的树枝常常抽打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有的地方，我们离开小道开到私宅内的汽车道上，有的地方，我们开到两股汽车道会合的空场上，有一串防风灯标志着这里放了一堆物资。我们在这里卸了车，终于跟着向导到了营地，天空没有一颗星，濛濛细雨开始落下来。

我一直睡到勤务兵叫醒我。我疲乏地起床，默默地穿起衣服，刮脸。我走到门口才问副连长，“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了我这地方的名字。马上，仿佛有人突然关了无线电，多少天来在我耳边不停地、愚蠢地响着的声音突然给打断了；接着是巨大的沉默，起先是一片空虚，但是随着我的受了伤害的感官恢复了知觉，我耳边逐渐充满了许多甜美的、纯真的、久已忘却的声音：因为他说出了我那么熟悉的一个地名，具有古老深奥魔力的魔术般的地名，只消一听到它，魂牵梦绕的岁月的影子就开始在我眼前联翩飞舞了。

我呆呆地站在小屋外面。雨停了，但是阴云密布，低低地笼罩在头上。是个寂静的早晨，厨房里的炊烟笔直地向铅色的天空升起。一条大车道，原来用碎石铺成，后来长满了青草，现在却出现了一条条车辙，给搅成了烂泥。这条大车道沿着山坡伸展，下了山头就看不见了。道路两旁杂乱地散布了一幢幢盖着波纹铁皮屋顶的房子，从那儿发出一阵阵格格声，人语声，口哨声，嘘声，一营兵士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他们发出像动物园里一样的嘈杂声。一片更熟悉的、精美的园林风景在我们前面和周围展现。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处在一个孤零零的、蜿蜒的山谷怀抱之中。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小山的缓坡上。对面那片景色尚未令人陶醉的原野一直伸展到附近的地平线上。中间流着一条小溪——名叫新娘河，发源于不到两英里远的名叫新娘泉的农场，过去我们有时走到那儿去喝茶；溪水往下流，在流入艾冯河之前就成了一条大河。艾冯河在这里用闸拦住，形成了三个湖，其中一个不过是一片蓝灰色的芦苇荡，但是其他两个湖却宽阔得多，湖面反映出云影天光和湖边巨大的山毛榉树。树林里长的都是橡树和山毛榉树，橡树是灰色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由于刚萌幼芽，微带绿意；这些树与绿色的林间空地和开阔的绿草地构成了一个简单的、精心设计的图案——黄底白斑的小鹿还在这里吃草吗？为了免得没有一处寓目的地方，在水边屹立着一座古希腊多斯式神庙，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拱门架在连接起来的河堰最低处。这一切都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设计和建筑的，使得人们今天可以欣赏这片风光的丰姿。一道绿色的山峦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山那边的房屋，但是我却十分清楚房屋的位置和样式，这一片房屋伏在菩提树间，好像一只雌鹿伏在羊齿草丛中。

胡珀侧着身子走过来，用他大部分是学来的、可是别人却学不像的样子向我敬礼。他的脸色因为干警卫熬了夜，显得灰暗，而且还没有刮脸。

“B连接替我们了。我已经打发小伙子们洗涤去了。”

“好。”

“房子就在那边拐角的地方。”

“知道，”我说。

“下星期旅司令部要迁来。这个地方当兵营是够大的了。我刚才侦察了一番。我认为非常华丽。奇怪的是，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我进去看了看，正在做礼拜——只有一个神父和一个老头儿，我感到非常尴尬。宗教的事你比我在行。”也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留心听他的话，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引起我的兴趣，就说：“台阶前面还有一个大极了的喷泉，完全是用岩石雕成的动物。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喷泉。”

“见过，胡珀。我以前到过这儿。”

这些话在我耳边回响，由于我居住的房屋的穹顶而更加响亮了。

“哦，好，这一切你都知道。我要去洗洗了。”

我以前到过那儿；我知道那儿的一切。

☆☆☆微吟于2004-01-27 21:00:10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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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

“我到过这儿，”我说。我以前到过那儿；二十多年前，在六月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和塞巴斯蒂安一道去那儿，那时沟里长满淡黄色的绒线菊，空气里充满了夏天的芳香，那是特别晴朗的一天；虽然我常常去那儿，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在我这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时，心里回想起的却是我第一次的访问。

那一天，我也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的。那时在划船比赛周。牛津——像莱恩尼斯那块地方一样现在已经沉没，被人遗忘、不能复原了；海水很快把它淹没了——牛津，那时还是一座精雕细刻的城市。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她秋天的雾，灰色的春天，她那难得的夏天的光辉——像那天那样——这时栗树开花，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是这种寂静使我们朗朗的笑声发出回响，使回声静静地、欢乐地在喧闹声中飘扬。在划船比赛周，一群妇女闹哄哄地来到这里，人数多达几百，她们嘁嘁喳喳，花枝招展地走在卵石路上，登上许多级台阶，游览观光，寻欢作乐，喝一杯杯红葡萄酒，吃面包夹腌黄瓜；撑着方头平底船在河上到处转，成堆地拥上大学游艇；她们出现在牛津泰晤士河上和大学生俱乐部里，爆发出一阵阵十分滑稽，叫人难受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逗笑的对话，她们在大学教室里的合唱特别引人注意。闯进来的这批人的喧闹声响遍了每个角落，在我们学院里，这闹声不是一般的喧闹，而是引起最粗俗骚乱的源泉。我们当时正在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最糟的是，那个住在我上面的胆小如鼠的管理自然科学学生的学监，把住房借给了外来人作女衣帽间，一张印好、宣布这桩侮辱性行为的招贴就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是我的校工。

“凡是没有女朋友的先生们，请最近几天尽可能在外面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吃午饭吗？”

“不在，伦特。”

“据说，为的是给下人们一个跳舞的机会。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给女衣帽间买一个针插儿。他们跳舞干什么？我看毫无道理。以前在划船周从来没有跳过舞。庆祝舞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假期中，不是在划船周举行的，仿佛喝茶还不够、泰晤士河还不够宽敞似的。先生，若是你问我原因的话，这全是因为战争。要不是战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对伦特说来，就像对成千上万其他的人一样，世道再也不会和一九一四年一个样儿。“现在，晚上喝点酒，”他接下去说，照他的老习惯，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或者请一两位先生来吃午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是打仗回来的人带来的。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学问，有不愿学习。真是这样，甚至有些人去城里共济会那儿同市民跳舞——学监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哦，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着闲聊，还得去买针插儿。”

塞巴斯蒂安进来——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恰巧像我那条。“查尔斯，你们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来了马戏团吗？除了大象，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得说整个牛津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了。昨天晚上，女人的数目猛增起来。你得马上走，避开危险。我弄到了一辆摩托车，一筐草莓和一瓶法国佩拉基别墅的葡萄酒——这是你没有喝过的酒，别装蒜了。这种酒就草莓可美极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谁？”

“一个名叫霍金斯的。身上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东西好买。这辆摩托是一个名叫哈德尔斯卡的财产。如果我摔死了，替我把破车还给他；我摩托开得不太好。”

在大门外，在过去做过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面，停了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放在车辆上。我们把玩具熊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当心别让他生病”——然后开车走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点；我们险些撞上一个牧师，那人戴着黑草帽，留着白胡须，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沿着逆行线自由自在前进。摩托车横过卡尔法克斯，开过车站，不久就到了波特莱路的田野上。在那时侯，很容易到达田野。

“天不是还早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还在干她们下楼以前独自干的事情。懒散的习惯毁了她们。我们走了。上帝保佑车主人哈德卡斯尔。”

“哈德卡斯尔究竟是谁？”

“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道来。也是懒散的习惯毁了他。嗯，我跟他说过十点见。他在我们学院是个很阴郁的人。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至少，我认为他是这样。他不能够白天黑夜总是哈德卡斯尔，他能这样吗？——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谁也不认识我爸爸。社会上人人都避开他。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惜咱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在斯温敦我们离开大路，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不用灰泥砌的石墙和细方石砌的房屋中间了。大约十一点钟，塞巴斯蒂安没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一条大车道上停了下来。这时天气已经热得使我们得找个阴凉地方休息。我们在榆树下草尖被羊啃掉的小丘上吃草莓、喝酒——像塞巴斯蒂安许诺的那样，这两种东西一块吃味道很美——我们点上了土耳其大雪茄，仰卧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望着他上面的树叶，我望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没有一丝风干扰，一直飘到深绿色树叶的阴影里，烟草的甜香和周围夏天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芬芳的金色葡萄酒，仿佛把我们托举起来，离草地一指高，使我们悬在空中。

“这正是埋一罐金子的好地方，”塞巴斯蒂安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和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

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我娇惯你，但是，你知道，这全都是由存款里提出的……我想，到了我该忠告你的时候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人家的指教，除了咱们的远房亲戚艾尔弗雷德特地骑着马到鲍通来指教我。你知道他忠告的内容吗？‘内德，’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求你做到。在校期间，每逢星期天都要戴礼帽，判断一个人，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礼帽。’你知道吗？”我的父亲一边接下去说，一边深深地抽一下鼻子，“我总是戴着礼帽的。有些人戴，有些人不戴。我从没有看到这两种人有什么不同，也没有听见有人议论过这一点。但我总是戴着礼帽。这样做，不过是表明，凡是切合时宜的、非常有见识的忠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我能给你提出些忠告，可是我没有。”

我的堂兄贾斯珀弥补了这种损失。他是我伯父的大儿子，我父亲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家长”。他读到四年级，估计这个学期结束以前就会获得穿上牛津大学划船队员蓝色衣着的荣誉；他是坎宁俱乐部的秘书和大学三年级公共休息室的总管；他是那个学院相当重要的人物。我上大学的第一周，他就来正式拜访我，留下来喝茶；他吃了很难消化的一顿：蜂蜜小圆面包，油浸鳀鱼烤面包片，富勒氏胡桃蛋糕，然后他点上烟斗，躺在柳条椅子上，定下我应当遵守的行动准则；他谈到很多题目，甚至今天我还能逐字逐句地背下他所说的许多话：“……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为了获得一个名次好的第二名，你花在上面的时间等于白白丢掉了。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不管这些讲演是不是你的学院主办的——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俱乐部吗，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这也不是件坏事情——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要去野猎山酒店……”对面山墙的上空映出霞光，然后就昏黑了；我往火炉里添一些煤，开了灯，看到他那条伦敦做的肥肥大大的运动裤和利安德牌领带很有气派。“不要像对待中学教师那样对待大学教师，应当像在家里对待教区牧师那样对待他们……你会发现，到二年级时你得花上半年时间去甩掉你在一年级结识的那些不中意的朋友……当心英国天主教徒——他们都是些口音很难听、搞鸡奸的人。事实上，你得机灵地避开一切宗教团体，它们只会招来祸害……”

他临走时说：“最后一点。调换一下房间。”我住的房间很宽敞，有向里凹陷的窗户，油漆过的十八世纪的镶花地板；我真走运，作为大一的学生就搞到这种房间。“我见过许多人，由于住在四方院子前排底层而毁掉了。”我堂兄严肃认真地说，“人们开始顺道进来。他们把外衣丢在你的房里，然后在吃饭前来取；你开始给他们喝雪利酒，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学院一切不良分子开了一个免费酒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当然没有换房间；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我的房间充满了花香。

一个人回忆往事时，容易把伪造的早熟现象或装出来的天真神气赋予他的青春时代，就仿佛改变画在门边记录身高的日期一样。我很愿意想象——我有时的确那样想象——自己用莫里斯的作品和阿伦德尔的画片装饰这间房子，想象自己的书架上摆满十七世纪对开本的大书和用俄罗斯皮革和波纹绸做书皮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小说。但是这并不是事实。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下午，我就骄傲地把一副凡·高的《向日葵》复制品挂在壁炉上面，竖起一扇屏风，上面画着罗杰·弗赖画的普罗旺斯风景画，这扇屏风我是在欧米加工艺厂为还债而举行拍卖时廉价买来的。我还贴起了一张从诗歌书店弄来的麦克奈特·考弗和赖姆·希茨画的招贴画，而且，回忆起来最令我伤心的是，摆在壁炉架上两支细长黑蜡烛之间的一个波莉·皮奇恩的瓷像。我的书数量少而且很平常——罗杰·弗赖的《梦幻与设计》、美第奇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施拉普郡的少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几本《乔治王朝诗选》、《罪恶的街》和《南风》——我早年的朋友在这个背景里显得很合适；这些朋友是科林斯，一个温彻斯特学院的成员，他是未来牛津大学的教师，一个学识广博、孩子脾气的人；还有一小群大学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浮夸的“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和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两方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在我第一学期，我发现自己被这种知识界接纳了；他们给我提供了我在中学六年级所喜欢的朋友，而中学六年级又培养了我的这种性格。即使在我初进牛津的时候，牛津生活的全部内容有自己的房子和支票簿，虽然它是使我兴奋的源泉，但是我还是感到这并不是牛津非得提供给我的一切。

和塞巴斯蒂安一接近，这些灰色人物似乎静静地在背景里消失了，并变得无影无踪，他们像高原上的羊群没入雾霭笼罩的灌木丛中。科林斯曾经向我揭示过现代美学的谬误：“有意义的形式存在与否的全部论据决定于体积，如果你允许塞尚在他的两度空间的画布上表现出第三度空间，那么你就必须允许兰西尔在长耳狗的眼光里表现它的忠诚……”直到塞巴斯蒂安懒洋洋地翻着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才念道：“‘谁对一只蝴蝶或一朵花的感情会像对一个大教堂或一幅画一样呢？’是的，我就感到，”直到他念到这地方，我才睁开了眼。

在我遇见塞巴斯蒂安之前，我就认得他的模样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由于他的引人注目的漂亮，怪僻的行为，在进校的第一周，他就是这一年新生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了。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杰默理发店里，那一次令我吃惊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带了一只大的玩具熊。

“那位是，”理发师在我坐到椅子上时说，“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少爷。一位非常有趣的青年绅士。”

“显然是的。”我冷冷地说。

“马奇梅因侯爵的二少爷。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伯爵上学期离校了。那位可是大不一样，是一位安静的绅士，很像个老头儿。你猜塞巴斯蒂安来干什么？来给他的玩具熊要一把发刷，鬃毛要很硬的，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塞巴斯蒂安买的是一只很漂亮的玩具熊，熊背是象牙做的，他让人在它的背上刻上‘阿洛伊修斯’的字样——这是熊的名字。”一个人在他那个年龄，可能已经厌倦了大学生的幻想，但是他显然给这头熊迷住了。可是，我对塞巴斯蒂安一直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以后还见过他几次，一次他坐在双轮轻便马车上，一次他戴着假胡子在乔治餐厅用餐，虽然科林斯还在读弗洛伊德，能用许多专门名词解释一切，但是我对塞巴斯蒂安的印象仍然没有变好。

终于，我们见面了。这一次情况也是不吉利的。那是三月初一个晚上快到午夜时分，我正在请大学一些知识界朋友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我心里感到非常厌倦。我打开窗户，外面院子传来不平常的醉汉的笑声和不稳的脚步声。一个声音说：“停下”；另一个声音说：“来吧”；又一个说：“有的是时间……房屋……等到汤姆打完了电话再说”；另一个比其他的更清亮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感到非常难受。我得出去一会儿。”然后，一个面孔出现在我的窗口，我认出来这是塞巴斯蒂安，但是，那面容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活泼和喜气洋洋；他用茫然的眼睛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弯着腰走进屋里，他病了。

宴会这样结束是件普通的事；事实上，遇到这种宴会，总要给校工一笔小费；我们大家都反复摸索着调制混合葡萄酒。塞巴斯蒂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了一扇开着的窗户，这样做带有一种疯狂和可爱的有条不紊的风度。但是，这毕竟是个不吉利的见面。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们把他背到大门口，几分钟后，他的东道主回来道歉，那是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和蔼的、伊顿公学来的学生。他自己也喝醉了，他反复地解释，临到末了，眼泪汪汪的。“酒跟酒太不一样了，”他说，“问题不在数量上，也不在质量上。问题在于混合。理解这一点，你们就了解事情的真相了。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

“是的，”我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受到伦特的责备时我就感到牢骚满腹了。

“你们五个人喝两大壶热葡萄酒，”伦特说，“这事非得发生不可。连窗口都去不了啦。那些喝不了的人就不要喝吧。”

“那不是我们请的客人。那个人是别的学院的。”

“不管是谁，收拾起来就够叫人恶心的了。”

“碗柜上有五先令。”

“我瞧见了。谢谢您。随便哪个早晨，我宁可不要这份钱，也不要收拾这些脏东西。”

我取了大衣走出去，让校工在那里收拾。那时侯，我还常常到教室去听讲，十一点后我才回到学院。我发现我房间里满是鲜花，那些花看起来实在够市场上一个花摊卖一整天的，凡是可以利用的瓶子都插上了花，我房间的每个地方都放上了花，我还看到伦特正在把最后的一些鲜花用牛皮纸包好，打算偷偷拿回家去。

“伦特，这么些花是哪儿来的？”

“先生，昨儿晚上来的那位先生放的，他给你留了个条子。”

下面的话是用彩色铅笔写在我的一大张我喜爱的上等图画纸上的：“我很后悔。阿洛伊修斯要到看见我被你饶恕了才会理我。因此，今天请你吃午饭。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后来我回忆起，他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知道他住的地方，这是他的特点，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

“一位很有趣的先生，我相信，给他打扫是件十分快乐的事。先生，我想你要出去吃午饭吧。我这样告诉了科林斯先生和帕特里奇先生——他们本来要和你在食堂里吃饭的。”

“对的，伦特，我出去吃午餐。”

这次午餐——事实证明是个午餐会——是我生活中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我去那里，心里却没有把握能否找到他的住处，因为那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耳边响起一种微弱的、一本正经的、像科林斯的调子那样的声音，警告我最好不要去。可是那些日子我在寻求感情的安慰，我还是充满好奇心和怀着一种轻微的、不想承认的忧虑去了，感到终于会找到那扇矮门的，我知道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找到了。这扇门通向一座用墙围起的、迷人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这个阴沉的城市的中心，由哪扇窗子都望不见。

塞巴斯蒂安住在“基督教堂”，高踞在“草地大楼”中间。我到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从放在桌子中间的长了青苔的大鸟巢中取出一个鸟蛋，正在剥皮。

“我刚刚数了一下，”他说，“每人五个蛋，还多两个，因此我正在吃多出的两个。今天我饿极了。昨晚我拼命喝着两种名牌酒，酩酊大醉，醉得使我觉得昨晚的一切仿佛是个梦。请别弄醒我。”

他是迷人的，带着女性美，这是一种极端年轻的美，高唱着情歌，遇到头一阵寒风就凋谢了。

他的房间塞满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架装在中世纪式样盒子里的小风琴，一个像大象脚的废纸篓，一堆蜡制水果，两只大得和房间不相称的塞夫勒产的细瓷花瓶，几幅镶在框子里的杜米埃的画——由于朴素的大学家具和一张大餐桌，使这一切愈发显得不调和。他的壁炉架上摆满了伦敦女主人送来的请贴。

“霍布森这恶棍把阿洛伊修斯安置到隔壁房间去了。”他说，“也许这样也好，因为这里没有鸟蛋给他吃了。你知道吗，霍布森讨厌阿洛伊修斯。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你的校工那样的用人。今儿早晨他对我很和蔼，换了别人，可能对我很严厉。”

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向陈规旧习挑战，这会儿遇见他，受到塞巴斯蒂安的强烈影响，我发现自己也非常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了。

吃完午饭，布兰奇拿了个意外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古董中间的喇叭筒，站在阳台上，用喇叭筒冲着那群正要去泰晤士河边的、穿着厚运动衫、闷声不响的人，用疲惫的声音朗诵了《荒原》中的几段。

“我，帖瑞西斯，早就受尽了苦难，”他站在威尼斯式拱门那儿向那些人哭泣道：

“我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城墙下坐过，

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捷地走进房里，“我把他们吓得够戗！对我说来，所有的划——划船手都是讨人喜欢的宝贝。”

我们坐下来喝橘味白酒，这时伊顿公学来的最温和、最落落寡合的客人奏起风琴给自己伴唱：“他们把她的阵亡战士带回家。”

四点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头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客气地告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想在你身上插满有倒刺的箭，像插在个针——针——针插上一样。”又对我说，“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是件十分聪明的事。你藏在哪儿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去，像赶鼬鼠一般把你赶——赶——赶出来。”

布兰奇走后，其他的人不久都走了。我站起来要和他们一块走，但是塞巴斯蒂安说：“还有点橘子酒呢。”因此，我就留下来，一会儿他说，“我得去植物园。”

“为什么？”

“去观赏那里的长春藤。”

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由，于是我同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在默顿学院墙下走动时，他挽着我的胳臂。

“我从来没有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有多少东西你应该学习呵！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繁多的长春藤。如果没有植物园，我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

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还是我那天早晨离开时的样子时，我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的。出了什么毛病？除了金黄色的水仙花，似乎什么都不是真的。是那扇屏风吗？我把它翻转过来，让它面冲着墙。那样就好些了。

这就是那扇屏风的结局。伦特从来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屏风搬到他贮藏东西的楼梯间里，那里放满了墩布和水桶。

那天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六月的一个早晨，在高大的榆树阴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直飘上枝叶间。

不久，我们开车前进，过了一点钟，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下，那里本是个农场，我们吃鸡蛋、火腿、腌胡桃仁和干酪，在一间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架古老的挂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响，一只猫睡在空壁炉里。

我们继续开车前进，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两扇熟铁大门，乡间草地上两所古典式林间小屋，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树，又是一扇扇大门，开阔的停车场，汽车道拐弯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新的、幽静的风景。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顶上，我们看到下面半英里远的地方，绿树丛中闪现出一所古老宅子的圆顶和圆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来问。在圆屋顶那一边出现一条河水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片坡度很小的山峦卫护着、掩映着它。

“怎么样？”

“一个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得看一看房前的花园和喷泉。”他俯身向前开动了摩托车。“这是我家住的地方。”那时我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幻想中，听到他用的字眼我感到一种不祥的寒战——他用的不是“这是我的家”，而用的是“这是我家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全都走了，你不必会见他们了。”

“但是我愿意碰到他们。”

“哦，你见不到了。他们在伦敦。”

我们绕过了屋前，开进了一个侧院。“一切都锁上了。我们最好这边走。”我们的车从仆人住处的过道开过去，那里像个地堡，石板铺路，石头作顶。“我要带你去见见霍金斯保姆。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登上没有铺地毯的、擦干净的榆木楼梯，沿着中间铺了一条窄粗呢地毯的宽木板路，经过铺着油布的过道，走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救火水桶的楼梯井口，走上最后一道楼梯，尽头是一扇门。房屋的圆顶是假的，设计得从下面看上去像法国香波尔村屋顶的钟形小阁。那个圆顶不过是外加的一层楼，隔成了许多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口，她前面展现出喷泉，湖泊，小庙，远处，在最后一个山峦上闪烁着一个方尖塔；她的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一串念珠松松地拿在手间；她睡熟了。她年轻时代长时间的工作，中年时的权威，晚年的悠闲和保障都在她那布满皱纹、安详的脸上打下了烙印。

“哎呀，”她醒来说，“这真是料不到。”

塞巴斯蒂安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没见过他。”

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来的正是时候。朱丽娅恰好在这里待一天。他们玩得多高兴啊。没有他们，这儿真够闷的，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和老伯特。以后，他们就都去度假了，八月份，锅炉工也要打发走了，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和在那儿度假的朋友们，得到十月我们才会又安定下来。我还是认为朱丽娅一定要像别的年轻姑娘们一样享乐，虽然我一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在夏天最好的时候把花园丢下去伦敦。星期四菲普斯神父来这里，我跟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她添上这样一句话，仿佛这样她的意见就得到了神权的保证。

“你说朱丽娅在这里吗？”

“在这里，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没有看见她。都怪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小姐得照应她们，可是她身体不好，朱丽娅在家待不久，她一讲完话，不等喝茶，马上就走。”

“我担心我们又要见不着她了。”

“亲爱的，别那样，她看见你会又惊又喜的，虽然我告诉过她，她应该喝了茶再来，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就是为了喝茶才来的。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消息？你在用功读书吗？”

“奶妈，恐怕不很用功。”

“啊，我猜你整天在打板球，像你哥哥那样。可是，他还有时间读书。自从过了圣诞节，他就没有回过家，但是，我想，他会回家看农业展览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朱丽娅的文章吗？她带来给我看了。倒不是这篇文章把朱丽娅说得太好了，而是文章里的话很好听。‘马奇梅因夫人的漂亮女儿在社交旺季由她母亲带出来……不但穿着华丽，而且聪明机智……成了最受欢迎的初进社交界的姑娘。’对，这话并不过分，可是，她把头发剪了，真不应该；她有一头多么好看的头发，就像太太的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不自然的。他说：‘修女们都这样做。’我就接下去说：‘哎呀，神父，你当然不会使朱丽娅小姐变成修女吧？这个主意可不行！’”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谈下去。这是一间可爱的房间，为了适合圆屋顶的形状，房间造得很特别。墙上糊着带条纹和玫瑰花图案的壁纸。屋角有一个能前后摆动的木马，壁炉架上有一张圣心的石印油画；空壁炉被一束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绿蒲苇和宽叶香蒲遮住，衣柜擦得很干净，顶上摆着孩子们在不同时期回家来带给她的一堆小礼物：雕刻的贝壳和熔岩，印花皮革，彩色木制品，瓷器，地下挖掘出来的橡木，有波形花纹的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制品，珊瑚，许多假日的纪念品。

过了不久，保姆说：“亲爱的，摇铃吧，我们喝茶。我往常下楼去和钱德勒太太一道喝茶，可是今天我们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我平常用的那个女孩和别人去伦敦了。新的是刚从村子里来的。起先她什么也不懂，可是她很有进步。摇铃吧。”

但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得走了。

“不见朱丽娅小姐吗？她听到一定会难受的。你回家来会叫她又惊又喜。”

“可怜的奶妈，”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说，“她的生活太沉闷了。我很想把她带到牛津和我一道生活，不过我怕她总叫我去做礼拜。趁着我妹妹还没有回来我们得赶快走。”

“你为谁害臊，为我还是为她？”

“为我自己。”塞巴斯蒂安严肃地说，“我不愿意你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家里的人漂亮得叫人神魂颠倒，在我的一生中，我家的人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一旦他们的迷人力量抓住了你，他们就会把你变成他们的朋友，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好吧，”我说，“你的话叫我很满意。可是，难道你不允许我在这儿再多看几处地方吗？”

“都关闭了。我们是来看保姆的。在亚历山大皇后忌辰到处都开放，只要花一先令就可以参观。好，如果你要看，那时来看吧……”

他领我通过一扇挂着厚羊毛毡的门，走进一条黑暗的走廊；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上面的镀金檐板和拱形灰泥；然后，打开一扇沉重但开关灵活的桃花心木门，他领我走进一个漆黑的大厅里。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打开一扇百叶窗，把窗扇折起来；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午后阳光倾泻进来，照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照在大理石雕的一对大壁炉上，照在画着古典神衹和英雄像的拱形天花板上，照在镀金的镜子和人造大理石壁柱上，照在用布遮起来的一堆堆家具上。这一切都是匆匆一瞥，好像从公共汽车的顶层瞥见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厅，一闪而过，塞巴斯蒂安匆匆关上了窗户。“瞧，”他说，“就像这个样子。”

自从我们在榆树下喝了葡萄酒，自从我们的摩托车在车道上拐了弯，他说了句“怎么样？”——从这以后，他的心情显然起了变化。

“你明白了，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倒希望有一天给你看一些好看的东西——不是现在。可是，有一个小礼拜堂，你得去看看。那是一个‘新艺术’的纪念物。”

到布赖兹赫德工作的最后一位建筑师增添了一个柱廊和几个楼阁式的厢房。其中一个是小礼拜堂。我们从一扇公共门廊走进小教堂（另一扇门直通正屋）；塞巴斯蒂安把手指在圣水钵里蘸了一下，自己画个十字，然后跪下来；我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你干吗这样做？”他不高兴地问。

“这不过是出于礼貌。”

“哦，你不必为了我这样做。你想观光，你看这儿怎么样？”

整个内部曾经被抢劫一空，现在又按照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工艺重新陈设和装饰起来。许多穿着印花布罩衣的天使，攀缘蔷薇，花朵盛开的草地，轻轻摇晃的灯，凯尔特字体写的经文，穿甲胄的圣者：这一切以一片清晰的、色彩鲜明的复杂图案布满在墙上。有一个浅灰色的三联橡木雕刻，很像是从一个粘土模子中刻印出来的。圣灯和一切金属器物都是青铜制品，这些物件的外面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密密的细点；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地毯，上面点缀着白色和金黄色的雏菊。

“哎呀，”我惊叫了一声。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好，如果你看够了，咱们就走吧。”

在汽车道上我们碰到一辆由司机开的紧关着的汽车，后面坐着一个女孩子模样的人，回头从窗子望着我们。

“这是朱丽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走的正是时候。”

我们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话——“这是仆人老伯特，”塞巴斯蒂安告诉我——接着我们又开车走了，经过熟铁大门、仆人住房，开到大路上，直奔牛津。

“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恐怕今天下午我的脾气不太好。布赖兹赫德这个地方总使我心情不痛快。可是，我不得不带你去看看保姆。”

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总是按照那样的命令方式进行：“我必须买件宽大的红睡衣，”“我必须等到太阳照到窗户上才起床，”“今儿晚上，我绝对必须喝香槟酒！”——除了他认为“香槟酒对我有不好的效果”外，这句话他才不用命令式。

沉默了很久，他生气地说，“我并没有不断地打听你家庭的事。”

“我也不打听你的。”

“可是你看起来是要刨根问底。”

“嗯，你对家里的事太神秘了。”

“我希望我样样事情都很神秘。”

“也许我对人们的家庭存在着好奇心——你知道，这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家里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一个姑妈照顾了我一个时期，可是我的父亲把她赶到国外去了。我母亲在大战中牺牲了。”

“哦……很不平常。”

“她跟红十字会到塞尔维亚去了。从此以后，我父亲的头脑就变得古怪了。他就一个人住在伦敦，没有朋友，净干收集古玩这种蠢事。”

塞巴斯蒂安说：“你不知道你省了多少事。我们家里人口多，可以查查《德布列特贵族年鉴》。”

塞巴斯蒂安现在心情变得轻松了。我们的车开得离布赖兹赫德愈远，他的不安也好像丢得愈远了——那是一种一直纠缠着他的隐秘的不安和烦恼。我们开着车，太阳已经落在身后了，这样一来，我们好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似的。

“现在是五点半。我们还来得及到哈得斯托吃晚饭，在‘鳟鱼’酒店喝酒，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留下，沿着河边散步回去。这不太好了吗？”

这就是我头一次在布赖兹赫德短暂逗留的详情，那时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一个中年的步兵上尉会含着眼泪回忆起这块旧地来呢？

☆☆☆微吟于2004-01-27 21:01:21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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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将近夏季学期末尾，我接受了我的堂兄贾斯珀最后一次访问和重要的规劝。我刚好没有课，前天下午已经考完史学学位的初试；贾斯珀的黑衣服和白领带表明他还处在紧张的时刻；他神色疲惫，满腹怨气，就像一个人担心在考试品达的神秘音乐这门学科中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样子。那天下午仅仅是出于责任心才促使他到我房里来，这对他、对我都是很不方便的事。他在门口碰到我的时候，我偏巧要出去安排当天晚上请客的事。这是计划用来安慰哈德卡斯尔的几次宴会中的一次——落到我和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一项任务，因为，我们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丢在外面，使他遭到学监的严厉指责。

贾斯珀不愿意坐下；这可不是一场情投意合的谈话，他背朝壁炉站着，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伯伯”一样对我讲话。

“最近一两个星期我几次设法跟你接触，实际上，我觉得你在躲避我。查尔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并不感到意外。

“你也许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感到有责任管。你像我一样清楚，自从你的——嗯，自从战争开始，你父亲事实上已经不问世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愿意不闻不问，看着你犯错误，本来只消及时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你避免犯错误。

“我预料你第一学期会犯错误。我们都犯下错误。我认识了一群十分讨厌的牛津学生教会联合会会员，他们给摘啤酒花的工人办了个暑期传教团。可是你呢？亲爱的查尔斯，不管你自己是否认识到，你完完全全同这个大学最坏的一伙人混到一起了。你也许认为，我住在宿舍里，大学里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可是，我听得见。事实上，我听到的太多了。我发现，因为你的缘故，我在饭厅俱乐部里成了人家讥笑的对象。有个叫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家伙，你好像跟他混得难分难舍。他也许不坏，这个我不知道，他的哥哥布赖兹赫德是个正常的人。但是，我看你那位朋友却很古怪，他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然，他们的家庭很古怪。你知道，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马奇梅因夫妇就分居了。真是一件怪事；人人都认为那是一对恩爱夫妻。后来，他带着仆人去法国，再也不回英国了。他仿佛被人杀死了。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她不能离婚——或者不愿离婚，我想。在罗马，有钱就能办到一切，而他们是大阔佬。弗莱特可能不坏，可是安东尼·布兰奇呀——这是个绝对不能原谅的人。”

“我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他，”我说。

“哦，他老在这里转悠，学校里的强硬分子不喜欢这件事。他们一看见他在宿舍出现就受不了。昨天晚上他又被扔在水星池里。你带着到处转悠的那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学院里都不好好地工作，这才是真正能说明问题的事。他们认为，因为他们的钱多得可以到处撒，所以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干。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知道我叔叔给你多少钱。我敢打赌，你会花两倍于此的数目。这一切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挥挥手把他所指的挥霍浪费的证据都包括进去。的确，我的房间已经换掉了它朴素的冬装，相当迅速地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藏衣室。“这个付了钱吗？”（那是放在餐具橱上的装有一百个小格的盒子。）“还有这些呢？”（那是书桌上十几本毫无价值的新书。）“还有那个特别讨厌的东西？”（最近从医学院买来的死人头盖骨，放在一盆玫瑰花中，当时这是我书桌上的主要摆设。头盖骨前额上刻有拉丁文题词：“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付了，”我说，因为消除这条罪状，我感到十分高兴。“买这个头盖骨我得付现钱。”

“你不可能在干任何事情，这倒还不要紧，特别是如果你在其他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来——你在做吗？你在大学俱乐部或任何俱乐部里讲演过吗？你和哪种杂志有联系？你在牛津大学剧社有没有一个位置？可是瞧你这身打扮！”我的堂兄接着说，“我记得，你刚上学时，我劝过你要穿得像在乡间一样。你现在的装束好像是把参加梅登海德的剧团活动的服装和参加郊区花园合唱比赛的服装不伦不类地混合起来了。

“谈到喝酒——如果一个人一个学期里喝醉一两次，谁也不会注意。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他应该喝。我听说，人家看到你常常下午喝得醉醺醺的。”

他停住了，他尽了责任。担心考试的心情又开始在他心里顽强地出现了。

“贾斯珀，很抱歉。”我说，“我知道这一定使你烦恼，可是，我恰恰就喜欢这批坏人。我喜欢午饭时喝醉酒。虽然我的花费不到爸爸给我津贴的两倍。我相信，不到学期结束我就会花到两倍的。我通常到这时候要喝一杯香槟酒。你跟我一道喝一杯好吗？”

这样一来，我的堂兄贾斯珀感到没有办法了，我后来听说，他给他父亲写信说我挥霍无度，他父亲又把这话写信告诉了我父亲，可是我父亲对这件事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也没有特别在意，一个原因是他六十年来一直不喜欢我伯伯，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自从我母亲一死，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就这样，贾斯珀把我大学第一年生活的显著特点粗略地描画出来了；有一些细节还得同样粗略地添上去。

我早些时候答应过科林斯和他一道过复活节假期，如果塞巴斯蒂安表示要和我在一起，我就会毫无内疚地食言，把科林斯撇在一边，但是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表示；因此，科林斯同我在腊万纳过了几周节俭的、有益的生活。亚得里亚海的一阵冷风吹到这里巨大的坟墓间。在设计得适合于暖和气候居住的旅馆房间里，我给塞巴斯蒂安写了几封长信，我天天去邮局等他的回信。收到他两封信，每封信都寄自不同的地点，没有一封信把他自己的近况明白地告诉我，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抽象的、幻想式的文体——“妈妈和两个陪同的诗人都患了三次厉害的伤风头痛，所以我到这儿来了。这是圣·尼古登墨斯·泰亚第亚的节日，这个圣者因为头顶被钉上块羊皮而殉教，所以，他是一切秃顶人的保护神。告诉科林斯，我相信他会比我们早秃顶。这里的人太多了，但是，感谢上帝，有一个人戴了个喇叭形的助听器，这使得我很开心。现在我得去捉一条鱼。咱们离得太远了，我不能把鱼送给你，因此，我要把鱼的脊骨留下来……”——这种信看了叫我心烦。科林斯写了一篇小论文，指出镶嵌细工的原件不如照片那么好看。在这里种下了他一生有成就的种子。多年以后，他出版了尚未完成的论拜占廷艺术的第一卷巨著，我深为感动，发现在该书前言两页内容客气的感谢辞中有我的名字：“感谢查尔斯·赖德，借助他洞察一切的眼光，我第一次看到普拉西底亚和圣维太尔的陵墓……”

有时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塞巴斯蒂安，我会不会走上这条同科林斯一样的研究文化的艰苦道路。我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考试，但是经过一年激烈的竞争后，他失败了；后来，他有机会得到别的成功和光荣，但是他早年的失败深深影响了他，又通过他影响了我，因此，我产生了一种不明智的想法，以为这就是理智生活固有的、当然的目标。无疑我将来也会失败，但是失败以后，我可能在别处滑到不太严格的学术生活方面去。控制不住的温泉从大地深处迸出，以岩石无法压制的力量喷射到阳光中——在它的逐渐冷却的水汽中出现一条彩虹：这样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结果，那个复活节假期在贾斯珀警告我要避免的极陡峭的斜坡上形成一段短短的平路。下降还是上升？我觉得随着我获得的每一种成年人的习惯，我一天天地变得更年轻了。我度过了寂寞的童年，度过了备受战争苦难和由于丧母而变得黯淡无光的少年时代；除了英国人在青春时期感受到的单身的艰苦，除了早熟的自尊心和学校制度的压制，我还添上了自己所独有的悲哀而冷酷的性格。在和塞巴斯蒂安一块儿度过的那个夏季学期中，我仿佛获得了我前所未有的一段幸福童年，虽然这个时期的享受不过是绸衬衣、甜酒和雪茄烟；这时的淘气，在严重罪恶分类中也属于一种轻罪，但我们身上有一种婴儿似的清新，不乏天真之乐。到了这学期末，为了要继续留在牛津大学，我参加了第一次大学学位考试，经过一个星期禁止塞巴斯蒂安到我房间里来，学习到深夜，喝冰镇咖啡，吃炭饼干，把荒疏了的功课填满脑袋以后，我通过了考试。如今，那些东西我一个字也记不得了，但是那学期中获得的另一些古代的学问，则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陪伴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喜欢这一群坏人，我喜欢午饭时喝酒，那就够了。现在我还需要什么呢？”

现在过了二十年，我回顾往事，很少事没有干过，或者不那样干的。我可以像斗鸡一样，用一只更强壮的种鸡斗败我堂兄的公鸡，斗败他的世故老成。我可以告诉他，那时的邪恶行为就像人们把酒精掺进杜罗河区的纯葡萄汁里，那是一种满是黑色混合物的、醉人的东西。那种邪恶既丰富了青春的历程，又放慢了青春的速度，就像那种酒一样，控制了葡萄的发酵，使之不能饮用，必须年复一年藏在黑暗的地窖里，直到最后酿造得适于摆在桌上供人饮用。

我还可以告诉他，一切知识的来源在于了解并爱人类中另一个成员。但是，当我坐在我堂兄面前，看到他不再与品达进行无结果的斗争，穿着深灰色衣服，打着白领带，罩上学士长袍，听他的严肃的声调，一直闻着盛开在窗下的紫罗兰花香气，这时我感到我的诡辩毫无必要了。我在感到危险的时刻就摸摸我的秘密的可靠避邪物，像佩在胸前的护身符一样。我找到这东西，紧紧抓住它。因此我对他说的并不是真话，说什么我通常在这时要喝一杯香槟，并邀请他和我一道喝。

在贾斯珀的庄严训诫之后第二天，我接受了另一次训诫，这次用语不同，来源也不同。

整个学期，倒不是我喜欢，我见到安东尼·布兰奇的次数相当多。我现在生活在他的朋友当中。但是我们频繁见面，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出于他的意愿，因为我对他是有点敬而远之的。

就年龄而论，他只比我大一点，但是那时候，他似乎有着流浪的犹太人的经历。他的确是个无国籍的游民。

他幼年时，家里曾打算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英国人；他在伊顿公学上过两年学；后来，在战争中，他不顾遇上潜艇的危险，横渡大西洋去阿根廷和母亲团聚，这个聪明大胆的中学生加入到男女仆人、两个司机、一头小狮子狗和她母亲的第二个丈夫的行列中。布兰奇和他们一起周游世界，变得邪恶得像画家霍格斯笔下的小侍僮。大战结束，他们回到欧洲，住豪华旅馆、疗养胜地，逛游乐场所，去海滨浴场。十五岁时，作为赌注，他被打扮成个女孩，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赛马总会的大台上表演；他同普鲁斯特和纪德一道进餐，同加图和第雅基烈夫往来亲密；费班克送他好几部长篇小说，上面写着热烈的题词，他在卡普里岛引起了三场不可和解的冤仇；他自己说在切法卢曾干过魔术的营生，在加利富尼亚治好了吸毒瘾，在维也纳治好了恋母情结。

有些时候，与他比起来我们都像孩子——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安东尼身上有一种疯狂和热情，这种狂热会在我们闲暇时的青春时期某些地方表现出来，比如在运动场上，或者在教室里；安东尼的恶劣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寻欢作乐，还不如说是为了要别人吃惊，他的精心表演常常令我回想起在那不勒斯遇到的一个顽童。这个顽童在一群英国旅游客人面前用明显下流的动作可笑的蹦蹦跳跳着。当安东尼谈到他晚上在赌桌上的情形时，我们从他的乱转的眼珠里看出他怎样贪婪地盯着他继父的逐渐减少的筹码；当我们在泥泞里翻滚着踢足球，狼吞虎咽吃松脆的圆饼的时候，安东尼已经在亚热带沙漠中帮助漂亮的妇女们做减肥治疗，在漂亮的小酒吧间小口小口的吸饮饭前的开胃酒，因此，我们身上已经驯服了的野性在他身上却仍然难以控制。安东尼也一样残酷，任性得就像爱随意残害小昆虫的孩子，他还像一个大胆的小学生一样，低下头对班长挥舞着小拳头。

他邀我去吃饭，我发现自己单独和他一起吃，心里颇感不安。“我们到泰姆去，”他说，“那儿有一家可心的饭店，幸好这家没有引起布林敦学院的人们的注意。我们要喝莱茵酒，想象我们自己在……在什么地方？不会是和约——约——约罗克兄弟一块儿出去游览。但是，我们首先喝一点饭前酒，帮助消化。”

在乔治酒吧间，他命令说：“请来四杯亚历山大鸡尾酒，”他把酒放在自己面前，同时发出品尝美味时响亮的“啧啧”声，引得人人都愤怒地瞪着他。“我想你比较喜欢雪利酒，但是，亲爱的查尔斯，不许你喝雪利酒。这不是一种很可口的混合酒吗？你不喜欢这酒吗？那么，我替你干杯。一、二、三、四——四杯下了肚。瞧，那些学生怎样盯着我！”然后他领我出去坐上等着的汽车。

“希望我们不会在那里遇到大学生。目前我对他们毫无好感。你听到星期四他们怎么对待我的吗？太不像话了。幸亏那晚上我穿的是最旧的睡衣裤，而且那晚上天气很闷热，否则我真要发脾气了。”安东尼有个习惯，说话时爱把脸贴近对方；甜甜的、发出奶油味的鸡尾酒味沾染了他的气息。我侧过身子躲着他，坐在出租汽车的角落里。

“亲爱的，你想象一下我的情形吧，单身一个，勤奋用功。我刚刚买到一本相当可怕的书名叫《滑稽的圆舞》，我知道我必须在星期天去加辛顿之前读完，因为每个人都得谈谈对这本书的看法，要说没有读过这部当代作品，就显得太没有修养了。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去加辛顿，但是我现在才想出这个办法。所以，亲爱的，我就带了一个煎蛋饼，一个桃子和一瓶维希矿泉水，穿上睡衣，安下心来看书。我得承认我思想不集中，但是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一边看白昼的光渐渐暗淡，亲爱的，这种光景在佩格泉这地方是很值得体验的——随着夜幕降临，周围的石头好像在眼前渐渐变得模糊了。这光景让我回忆起马赛旧港一些建筑物正面的鳞状石块，直到突然间一阵你从未听到过的怪叫声惊醒了我，我看见游廊上来了一群乱嘈嘈的二十来个可怕的青年人。你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吗？他们用连祷文式的语言吟唱：‘我们大家都要布兰奇，我们大家都要布兰奇’这样公开宣布！得，我看今晚上赫胥黎的小说算是吹了。我得说，我腻烦透了的时候，什么打搅我都欢迎。这样的高声歌唱搅乱了我，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唱的声音越响，他们就表现得越胆小，他们不停地问：‘博伊在哪儿？布兰奇是博伊·马尔卡斯特的朋友。’‘博伊一定把他带来了。’你当然见过博伊？他总是在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房间里进进出出。他完全是我们南欧人心目中的英国贵族。我敢保证，他是一个理想的对象。伦敦的小姐都追求他。人家说，他对小姐们很傲慢。亲爱的，他吓呆了。一个大笨蛋——马尔卡斯特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亲爱的，他还是一个无赖。复活节那天，他来到图居艾饭店，我破例请了他留下来。他玩牌输了一点钱——结果，他要我付他请客的钱——好呀！马尔卡斯特参加了他们一伙；我看见他笨拙的身子在楼下慢吞吞地走着，听到他说：‘不行。他出门了。我们回去喝杯酒吧？’这样，我把头伸到窗户外对他说，‘老寄生虫马尔卡斯特，你这马屁精晚上好吗？你躲在这群小伙子中间吗？为了你在娱乐场勾搭上的娼妇，我借给你三百法郎，你是来还我钱的吗？这点钱也解救不了她的困难，她的困难可大啦，马尔卡斯特。来还给我钱，你这流氓！’

“亲爱的，这话好像给了他们一点生气，他们吵吵嚷嚷地上了楼。大约有六个人进了我的房子，其他的人站在外边大声嚷嚷。亲爱的，他们看起来太古怪了，他们已经吃了俱乐部的可笑晚餐，他们都穿着带色的燕尾服——一种制服！‘亲爱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像一群无法无天的用人。’这时其中一个有趣的小伙子，骂我搞同性恋爱。‘亲爱的，’我说，‘我也许搞同性恋爱，可是我不是没个够的。等你一个人的时候再来吧。’接着他们开始说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我突然也恼怒起来。‘真的，’我想，‘这时我想起我十七岁时遇到的所有麻烦事，文森尼公爵（是老阿曼德，并非年轻的菲利普）为了我和公爵夫人（当然是年轻的斯蒂芬妮，而不是老太婆波比）的爱情关系、而且比爱情关系还严重的关系，要和我决斗，我——现在决不能忍受这群长着脓包、喝醉了的小兔崽子们的无礼举动……’嗯，我放弃了轻松的开玩笑的口吻，采取了一点点攻势。

“这时，他们开始说，‘抓住他，把他扔到水星池里。’瞧，你是知道的，我有两座布兰库西的雕塑，还有几件漂亮东西我不愿意他们撒野给破坏了，我就安静地对他们说，‘亲爱的漂亮的乡下佬，如果你们懂得一点性心理学的话，你们就会知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让你们这些肉乎乎的孩子们粗暴对待了。那将是一种最下流的狂欢。因此，如果你们当中谁想当我的伴儿，就来抓住我吧。如果，相反地，你只想满足某种模糊的、不容易归类的性欲，要看我洗澡，好小丑们，就安静地跟我去水池边吧。’

“你知道，听了我的话，这些人都变傻了。我和他们一起下楼去，没有人敢近在咫尺。然后，我跳进了水池，你知道，池水的确非常凉爽，因此我就在那里游了一会儿，玩了几个花样，直到他们转身恼怒地走了。我听到博伊·马尔卡斯特说：‘我们毕竟把他扔到水星池里去了。’查尔斯，你知道，这就是他们会说上三十年的话。当他们都跟瘦得像皮包骨的母鸡一样的女人结了婚，生下一群像他们自己一样痴呆的小猪似的儿子的时候，当他们穿着同样颜色的上衣在同一个俱乐部吃晚饭时喝醉了酒，当人们提到我的名字时，他们还会说，‘有天晚上，我们曾把他扔进水星池里，’而他们的在谷仓前空地上游玩的女儿们会窃笑不已，说她们父亲年轻时简直是个无赖，可惜老了时变得那么迟钝。啊，劳累的北方人！”

我知道，这并不是安东尼第一次被人撵进水里，可是这件事好像老挂在他心上，他在晚餐时又提起来。

“你不能想象塞巴斯蒂安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情，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不能想象。”

“是的，塞巴斯蒂安有魅力，”他对着烛光举起盛着德国葡萄酒的玻璃杯，重复说，“很有魅力。你知道吗？我第二天顺便去看望塞巴斯蒂安。我想，他可能对我那天晚上碰到的事情感兴趣。你猜，除了他那只有趣的玩具熊以外——我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马尔卡斯特和昨天晚上他的两个好朋友。他们的样子显得很愚蠢——而塞巴斯蒂安像《苯——苯——笨拙》周刊上的旁——旁——旁松比——德——汤姆金斯太太一样镇静自若。他说：‘当然啰，你认识马尔卡斯特勋爵。’于是那几个白痴说：‘我们只是来看看玩具熊阿洛伊修斯怎么样了。’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发现玩具熊很有趣——或者，我可否这样说，比我们更感到有趣？于是他们走了。我说：‘塞——塞——塞巴斯蒂安，你是否了解那批拍——拍——拍马屁的鼻涕虫昨晚侮辱了我，如果不是天气还暖和，我很可能得了重——重——重感冒。’他说：‘可怜的家伙们。我想他们喝醉了。’你看，他替谁都说好话；这就是他的魅力。

“我看他把你完全迷住了，亲爱的查尔斯。嗯，我并不觉得奇怪。当然，你认识他没有我认识他的时间长。我在中学和他同学。你可能不相信，那几年人们常说他是个小坏蛋；只有几个野孩子跟他好。当然，在通俗音乐会里人人都喜欢他，当然，所有的教员都喜欢他。我猜想，他们的确羡慕他。他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我们其他人常常为了很小的事情狠狠地挨一顿揍，塞巴斯蒂安可从来没有挨过打。他是我们寄宿舍里唯一没有挨过打的孩子。我现在还记得他十五岁时的样子。你举不出他的缺点来；其他所有的孩子都有缺点。博伊·马尔卡斯特的确是道德败坏。但是塞巴斯蒂安可不是。或者他有一点缺点，是不是他的脖子后面有一种顽疾？现在，我想起来，他有。美少年那喀索斯就有一个小疙瘩。他和我两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过去常常一块儿去望弥撒。他经常在忏悔室里待很长时间，我常常纳闷他有什么可忏悔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从来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至少，他从来没有受过处罚。也许，这么在忏悔室里全盘地倒一倒，他就会显得很迷人。你知道，我心里老有一团疑云——我不知道为什么称之为疑云；我觉得那是一道不受欢迎的光；这团疑云包括和我的导师的一系列折磨人的会见。令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那位温和的老先生多么明察秋毫。他所了解的我的事情——我想，除了塞巴斯蒂安谁也不可能知道的。这是一个教训：决不要轻信温和的老先生——或者是漂亮的学生；到底信哪一个呢？

“我们再来一瓶这样的葡萄酒，或者一瓶别的什么酒？别的酒么，厉害的、老陈勃艮第葡萄酒，好吗？查尔斯，你知道，你的爱好我全懂。你必须跟我去法国喝葡萄酒。我们要在葡萄收获期去。我带你去文森尼家住。他们的葡萄已经收获完了，他有法国最好的葡萄酒；他和波塔伦亲王的葡萄酒是最好的——我还要把你带到亲王那儿去。我想他们会使你喜欢，当然他们也会喜爱你。我要把我的很多朋友介绍给你。我对科克多谈了你的情况。他非常希望见到你。亲爱的查尔斯，我知道你是个很难得的人，一个艺术家。哦，你一定不要不好意思。在你冷淡的、英国式的恬静的外表下，你是个艺术家。我看到你藏在屋里的那些小画儿。那些画儿很精致。而你，亲爱的查尔斯，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你不是很精致的；一点也不精致。艺术家都不是精致的人。我是精致的，塞巴斯蒂安在某方面是精致的，但是艺术家是那种不朽的类型，坚强，目的明确，观察敏锐——而且，在这一切表面下面，是热——热——热情，查尔斯，是吗？

“可是，谁承认你呢？前几天我对塞巴斯蒂安谈起你来，我说，‘不过你知道，查尔斯是个艺术家，他画得像年轻的安格尔一样。’——你知道塞巴斯蒂安怎么说来着？他说：‘是的，玩具熊阿洛伊修斯画得也很漂亮，不过他当然比较时新。’多有魅力，多有意思。

“当然，有魅力的人未必真的需要头脑。四年前斯苔芬妮·德·文森尼真使我心头痒痒的。亲爱的，我甚至用和她用的同样颜色的指甲油涂我的脚趾甲。我和她说同样的话，照她的派头点纸烟，我在电话里用她的声调和公爵谈话，使得公爵误认为对方就是她，而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的对话。这是因为公爵的心思照老习惯都放在手枪和军刀上。我的继父认为这对我是最好的教育。他认为这样做会使我逐渐摆脱他所谓的我的‘英国习惯’，可怜的人，他是个地道的南美洲人。除了那位公爵我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说斯苔芬妮一句坏话，而她呢，亲爱的，她肯定患了呆小病。”

安东尼谈他的过去的浪漫史，说到得意处就一点儿也不口吃了。由于喝了咖啡和甜酒，他暂时回忆起往事来。“真正的绿——绿——绿色修道院窖酒，在驱逐僧侣以前酿造的。当那种酒慢慢地从舌头上流过去时，会尝到五种不同的味道。你仿佛吞下了一道光——光——光谱。你希望塞巴斯蒂安和我们在一起吗？你当然愿意啰。我愿意吗？我不知道。我们的思想自然会逗留在那种小小的魅力上。查尔斯，我想你一定在对我施催眠术啦。我带你到这儿来，不惜花一大笔钱，亲爱的，只为了谈谈我自己，而我发现，我除了谈到塞巴斯蒂安什么人都没有谈到。奇怪的是，塞巴斯蒂安怎么会出生在那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家庭里，除此之外，他真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我忘了你是否知道他的家庭。我想，他不会让你遇到他的家庭成员的。他太聪明了。他家里的人是非常、非常令人厌恶的。你感觉到塞巴斯蒂安身上有一点儿令人厌恶的神气？没有？也许这是我的想象；不过有时他看起来和他家庭其他成员像极了。

“这里是布赖兹赫德，他这人有点古板，好像是埋葬了好几个世纪刚从洞窟里挖出来的。他的脸，好像墨西哥印第安人（阿兹台克人）的雕刻家试着刻出来的塞巴斯蒂安的雕像；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顽固分子，一个讲礼貌的野蛮人，一个被雪困住的喇嘛……嗯，你说是什么都行。而朱丽娅呢，你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儿。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照片像比奇门药丸的广告一样，经常出现在画报上。她的脸有着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无暇的美。任何一个这样美貌的人都会对艺术感兴趣；朱丽娅小姐可不是这样；她像——嗯，像斯苔芬妮一样漂亮。她的脸色一点也不带青黄色。她非常快乐、端正、自然。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乱伦行为。我怀疑这一点，她需要的只是权力。应当特别建立一个宗教法庭去判她火刑。我想，她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学。还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只知道她的家庭女教师发了疯，不久前投水自杀了。我相信她很坏。所以，你知道，可怜的塞巴斯蒂安除了表现得温柔和迷人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当人们谈起父母时，那就深不可测啰，亲爱的，这样一对夫妇。马奇梅因夫人是怎么办到的？这是个时代问题。你见过她吗？非常、非常美的；不打扮，她的头发刚刚出现几缕高雅的银丝，不涂胭脂，脸色苍白，大眼睛——让人惊奇的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大，两个眼睑上布满了蓝色微血管，这在别人得用指尖沾上油彩才能涂成这种蓝色；戴着几颗珍珠和闪闪发光的大宝石，一些古代镶嵌的传家宝。她的声音像祷告一样轻，一样有力。而马奇梅因勋爵呢，嗯，他也许稍微胖了一点，但是很漂亮，一个威尼斯式贵族，一个酒色之徒，一个拜伦式的人物，厌倦、富有感染力的懒散姿态，但决不是那种你看一眼就忘掉的人。亲爱的，那个莱茵哈特的修女毁了他——把他完全毁了。他的紫色大脸膛不敢在任何地方露面。他的确是被社会丢弃的最后一个历史性人物。布赖兹赫德不愿意见他，女孩子们不可以见他，当然塞巴斯蒂安见他，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再没有别人走近马奇梅因勋爵了。呃，去年九月，马奇梅因夫人在威尼斯，住在福格利埃府邸。老实告诉你，她在威尼斯实在有点荒唐可笑。当然，她从来没有走近利多海滨浴场，但是她总是和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一起坐着平底小船在运河上游荡——亲爱的，就像勒加米埃夫人；有一次我路过他们身边，我看到福格利埃家的船夫，这个人，你知道，亲爱的，我是认识的，他朝着我使了个眼色。她像蜘蛛牵丝似的，参加一切社交集会，亲爱的，仿佛她是凯尔特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或是梅特林克戏剧中的女主人公；而且她常常到教堂去。嗯，你知道，威尼斯是意大利唯一没有人上教堂的城市。无论如何，她是那一年中颇为可笑的人物，那时能乘坐马尔登家的游艇露面的人，除了可怜的马奇梅因勋爵还有谁呢？他在那儿买下一幢邸宅，可是，允许他上游艇吗？马尔登勋爵把他和仆人放在橡皮救生艇上，亲爱的，当时就把他送到开往里雅斯特的汽船上。他连他的情妇也没有带。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听说马奇梅因夫人在那儿。你可知道，整整一个星期，马尔登勋爵见人就悄悄溜走，仿佛丢了脸似的？他的确丢了脸。福格利埃亲王夫人开了个舞会，她没有邀请马尔登勋爵和那艘游艇上的任何人参加——甚至没有请德·帕诺塞斯。这一点马奇梅因夫人是怎样办到的呢？她使社会人士相信马奇梅因勋爵是一个坏人。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那时，他们结婚大约已经十五年了，后来，马奇梅因勋爵打仗去了；他一去不返却和一个很有才能的舞蹈家发生了关系。这种事情何止成千上万？她拒绝和他离婚，因为她笃信宗教。嗯，这种纠纷也有不少先例，通常人们总是同情奸夫；但是，人们对马奇梅因勋爵可不同情。你可能以为这个老恶棍折磨了她，偷盗了她的家产，把她丢出门外，把她的孩子们烧烤了，填上作料，吃掉了，自己却颈上挂着罪恶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的种种花环到处去寻欢作乐；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呢？她给他生了四个漂亮的儿女，她把自己要用的全部金钱都交给了布赖兹赫德庄园和在圣·詹姆士教堂那儿的马奇梅因府邸，可是他却穿着雪白的衬衫，按照最合乎爱德华七世时代传统的样式，带着个漂亮的中年女戏子坐在海鸥戏院里。与此同时，她养了一群奴性十足的、消瘦的囚犯供她独自享受。她吸他们的血。艾德里安·波森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肩膀上被她咬的牙印。而他，亲爱的，他是当代唯一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精竭血枯；什么都没有留下。还有另外五六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像幽灵似的围着她转。一旦她的牙齿咬住了他们，他们就永远也逃不掉。这是妖术。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所以，你要明白，如果塞巴斯蒂安有时好像缺乏一点生气，我们千万不要骂他——查尔斯，你不骂他吧，是不是？有着这样阴暗的背景，他别无他法，只有装出单纯和讨人喜欢的神气，特别因为他生来没有头脑。我们不能要求他这点，尽管我们很爱他，我们能这么要求吗？

“坦白告诉我，你听见塞巴斯蒂安说过任何能让你记得五分钟的话吗？你知道，我听他说话时，就不由得想起令人厌恶的‘吹泡泡’的绘画来。谈话应当像杂技表演，把球儿和盘子扔上去，一个比一个高，一个上去，一个下来，结实的好东西，给舞台脚灯的灯光照得亮晃晃的，如果一失手就会砰的一声摔下来。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说起话来就像从古老的陶制吹管吹出来的一片肥皂泡，瞬时间到处都是五光十色的虹彩，接着——噗的一声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

接着，安东尼又谈到艺术家特有的经验，谈到艺术欣赏，谈到他希望来自朋友们的欣赏、批评和鼓舞，谈到追求情感时会冒的风险，谈这谈那，这时我变得昏昏欲睡，思绪迷离恍惚了一阵。于是我们开车回去，但是当我们的车摇摇晃晃开过毛德琳桥时，他的话令我回忆起我们晚餐时谈话的主题，“嗯，亲爱的，我相信，明儿早晨你头一件事就是风急火燎地去塞巴斯蒂安那里，把我议论到他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愿意告诉你两点：一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塞巴斯蒂安对我的感情；二是，亲爱的——虽然我显然使你厌烦得昏昏欲睡起来，我请求你记住这一点——这就是，他会马上谈他的有趣的玩具熊。再见，愿你好好睡一觉。”

可是我睡得并不好。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不到一小时我就醒来了，又渴又不安，一阵冷一阵热，异常激动。我喝了很多酒，但是无论是混合酒，修道院的老窖酒，还是马弗罗·达伏尼甜酒，还是因为我整晚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坐着，没有像惯常那样出去跑跑颠颠，透透气，都说明不了我这一夜痛苦得仿佛受到女巫折磨的原因。我没有做噩梦把晚间所见的形象歪曲成可怕的样子。我清醒地躺着。我暗自念叨着安东尼的话，默默地学他的语调，学他说话的抑扬顿挫，同时我合着眼，还能看到他坐在餐桌对面。看到他被烛光照着的苍白面孔。在黑夜中，我一度去起居室把画册带到灯光前，坐在窗户前随意翻看，在四方院子里，一切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钟声每隔一刻钟响一次，在山墙上鸣响着。我喝汽水，抽烟，烦躁不安，直到天蒙蒙亮，瑟瑟的微风把我送上床。

我醒来时，伦特站在开着的房门口。“我让你多睡会儿，”他说，“我想，你不会去参加全体圣餐仪式的。”

“一点儿也不错。”

“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去了，还有相当多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因为新来的教堂牧师。以前从来不举行全体圣餐仪式——只让需要的人领圣餐，还有规定了次数的礼拜和晚礼拜。”

这是这个学期最后的礼拜日，也是一年最后的礼拜日。当我去洗澡时，四方院子里大批穿着学士服的大学生从礼拜堂走进饭厅。我洗完澡回来，他们正成群地站着抽烟；贾斯珀骑着自行车，从他的宿舍出来加入那群人中间。

我照星期天的惯例，走过阒无一人的一片空地，到伯利约学院对面的茶食店去吃早饭。空气中充满了周围教堂传来的钟声，太阳把长长的影子投在空旷的地上，驱散了我昨晚的恐怖。茶食店像图书馆一样寂静，几个从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来的孤独的人，穿着寝室的拖鞋，我进来时他们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回头去看星期日报纸。我带着一夜没睡的青年人的好胃口吃着炒鸡蛋和苦味的柠檬酱。我点燃一支烟，继续坐着，这时伯利约学院和三一学院的学生一个个付了账，懒洋洋地拖着脚步走过大街，回各自的学院去了。我离开时将近十一点钟，我一边走，一边听到全市变调的钟声停止了，换成一种单一的钟声，告诉全市，礼拜就要开始了。

那天上午出来的好像只是些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大学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家庭妇女和生意人，用那种准确无误的英国人上教堂时的步子走着，这种步子既不匆忙，又不懒散；手上拿着黑羔皮和白赛璐珞封面的五六种不同教派的祷告书；分别走向圣·巴纳巴斯教堂，圣·哥伦巴教堂，圣·阿洛伊丝教堂，圣·玛丽教堂，蒲塞会堂，黑衣僧会堂，还有些天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教堂，走向重建的诺尔曼式和翻新的哥特式教堂，走向滑稽可笑模仿威尼斯和雅典式样的教堂；人们都在夏天的阳光下走向本民族的庙宇。四个骄傲的不信教的人单独宣告他们不信教，四个印度人从伯利约学院出来，穿着新洗的法兰绒衣服和熨过的颜色鲜艳的运动衣，头上缠住雪白的头巾，他们棕色的胖手上拿着鲜艳的垫子，一个野餐的饮食篮子和肖伯纳的《不快意的戏剧》，向河边走去。

在谷物市场，一群游客站在克拉伦敦旅馆台阶上，同他们的司机讨论一张交通图，这时候，我通过一个名叫金十字架建筑的古老拱门，向对面我们学院的一群大学生打招呼，他们已经吃完早餐，现在拿着烟斗，在爬满常春藤的庭院中散步。也要去教堂的一队童子军，带着颜色鲜艳的缎带和徽章，队列不整齐，慢慢跑过去。在卡尔法克斯，我遇到了市长和市政府的人，他们穿着红色长袍，挂着金链，前面是仪仗队，在行人冷淡的眼光下，排队去市教堂里听传道。在圣·阿尔得兹大街，我遇到一队唱诗班的孩子，他们戴着浆硬的衣领和特别的帽子，正向汤姆门和大教堂走去。就这样，我穿过虔诚的世界去找塞巴斯蒂安。

他不在家。我读了散放在他书桌上的一些信，找不到头绪，仔细看了看他放在壁炉台上的请帖——没有什么新的。于是，我读着《女人变狐狸》一直等到他回来。

“我在旧王宫教堂望弥撒。”他说，“这个学期我一次也没有去过，管理员贝尔上星期两次请我去吃饭，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妈妈曾给他写过信。所以，我一屁股坐在前面他不会看不到我的地方，在礼拜快结束时高呼‘福哉马利亚’。你跟安东尼晚饭吃得怎么样？你们谈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告诉我，你在伊顿公学认识他吗？”

“在我上第一个学期时他被开除了。我记得他常在我周围转悠。他一向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物。”

“他和你一块儿上过教堂吗？”

“我想没有去过。问这些干什么？”

“他见过你家里什么人吗？”

“查尔斯，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古怪？没有见过，我想没有。”

“也没有在威尼斯见过你母亲？”

“我想，关于这点她曾谈起过。我记不起说的是什么了。我记得她和我们的几个意大利表兄妹待在一起，福格利埃一家人，安东尼和他家的人来到那个旅馆，但是福格利埃家举办的某次宴会没有邀请安东尼一家子。我记得，在我告诉妈妈安东尼是我的朋友时，她才说起这件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参加福格利埃家的宴会——那个亲王夫人，她为她的英国血统感到自豪，她只谈这一件事，别的什么也不谈。不管怎样，没有人对安东尼抱着反感——我想人们对他没有抱着强烈的反感。人家认为难以相处的是他母亲。”

“文森尼公爵夫人是谁呢？”

“是波比吗？”

“斯苔芬妮。”

“这你就得问安东尼了。他自己说和她有一段罗曼史。”

“真的？”

“我相信是真的。我想，在戛纳时，这件事多少有些勉强。你为什么那么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安东尼昨天晚上说的有多少是真话。”

“我想一句真话也没有。这就是他最大的妙处。”

“你可能认为这是妙处。我却认为这是可怕的。你知道不知道，他昨天整晚都在竭力使我反对你，而且差不多成功了。”

“真的吗？真蠢。阿洛伊修斯根本不会相信的，你，你这头相当自负的老熊，还会相信他吗？”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进房里来了。

☆☆☆微吟于2004-01-28 19:56:52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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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回家过暑假，既无计划，又没钱。为了付期末的费用，我已经把欧米加牌的屏风以十镑代价卖给了科林斯，这笔钱现在只剩下四镑；我最后的一张支票在我的账上已经透支了几先令，银行通知我，不得到我父亲许可，我不能再支钱了。要到十月，我的下一笔津贴才能到手。这样，我就面临着黯淡的前景，我左思右想，对前几个星期的挥霍浪费不免有点懊悔。

我在学期开始时付清了大学的膳费和杂费，手头还有一百多镑钱。现在这笔钱花光了，我在商店的欠款还分文未还。那些花费其实没有必要，丝毫乐趣也没有得到；那些钱都白白浪费掉。塞巴斯蒂安常常取笑我——“你像个赛马的赌徒一样浪费银钱”——可是那些钱全是花在他身上，或者是和他一块儿花的。他自己好像永远很困难。“都给律师们算计光了，”他一筹莫展地说，“我想，他们贪污了不少。无论如何，我得到的好像从来不多。当然，只要我要，妈妈就会给。”

“那么，你为什么不向她要一笔固定的津贴呢？”

“啊，妈妈喜欢样样都当作礼物给人，她可好极啦。”他这样说，在我勾画的她的形象上又添上一笔。

现在塞巴斯蒂安隐没到另一种生活里，那种生活是他不让我和他一起过的，所以丢下我非常孤单和懊恼。

当我们到了晚年，回顾在漫长的夏日里过的放荡生活时，如果否认我们年轻时代的道德感，我们就显得多么胸襟狭隘。一个人在谈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中，如果略去不谈怀念幼年美德之情，略去不谈改正错误时怀着的懊恼和决心，略去不谈像轮盘上不时出现的零字一样隔不多时就准会出现的忧郁时刻，如果略去这一切，那么这种传记也就谈不上是坦率的了。

就这样，我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隔着厚玻璃窗轮流看着花园和大街，怀着强烈谴责自己的心情——我回家的头一天下午就这样度过。

我知道，我父亲在家里，但是他的图书室是个不可侵犯的地方。他到快吃饭时才出来招呼我。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他的特点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人们看见他会以为他七十岁了，听他说话，会以为他年近八十。他向我走来，拖着脚，迈着方步，露出欢迎我的羞怯微笑。当他在家吃晚饭时——他很少在别处吃晚饭——他穿一件天鹅绒盘花纽扣的罩衣，这罩衣在他吸烟时才穿，这种衣服几年前很时兴，以后也许还会很时兴，可是现在肯定已经过时了。

“亲爱的孩子，他们没有告诉我你在这儿。你旅行累了吗？他们给你端茶点了吗？你身体好吗？我刚刚从索纳差因古玩店里大胆买了一件东西——一件公元五世纪制的赤陶牛。我正在鉴赏，忘记了你到达了。车厢里很挤吗？你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吗？（他自己很少旅行，所以听到别人旅行就会引起他的关切。）海特把晚报给你拿来了吗？当然，没有什么新闻——全是废话。”

仆人通知开晚饭了。我父亲由于多年的习惯带本书放在餐桌上，后来想起我在，便偷偷把书丢在椅子上，“你爱喝什么酒？海特，你给查尔斯什么酒喝？”

“还有点威士忌。”

“有威士忌，也许你喜欢喝别的酒吧？我们还有别的吗？”

“老爷，家里没有别的酒了。”

“没有别的酒了。你得告诉海特你爱喝什么酒，他会给你买来。现在家里我什么酒也不存了。医生禁止我喝酒，也没有人来看望我，但是你在家时你喜欢什么就可以要什么。你要在家里待很久吗？”

“还不一定，爸爸。”

“这是一个很长的假期，”他沉思着说。“在我年轻时，遇上这种假期总是去办读书会，总是住在山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性急地说，“大家认为高山风景有益于读书呢？”

“我想花些时间去上艺术学校——上肖像画班。”

“亲爱的孩子，你会发现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去巴比松或这类地方的野外写生去了。我年轻时有个机构名叫‘素描俱乐部’——男女在一起”（抽鼻子），“自行车”（抽鼻子），“椒盐色短裤，荷兰雨伞，而且一般都认为是，自由恋爱”（抽鼻子），“一大堆这样的废话。我希望他们还在办这样的俱乐部。你可以去那里试试。”

“这个假期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爸爸。”

“啊，我在你这个年纪，可不为这样的事犯愁。”

“你知道，我很缺钱。”

“真的吗？”我父亲丝毫不关心地问。

“事实上，下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怎样度过哩。”

“嗯，我是最不适合给你出主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痛苦地说‘缺钱’。你还能用别的词说吗？比如说：手头紧？贫困？苦恼？处境尴尬？破产？”（抽鼻子。）“遇难？负了债？就说你负了债，就这么说好了。有一次你爷爷对我说，‘量入为出，你有了困难就来找我。别去找犹太人。’那么多废话。你试试看。去找杰尔明街的先生们，他们只凭手写的字据就借钱给我。亲爱的孩子，他们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借给你。”

“那么你让我怎么办？”

“你表兄梅尔基奥投资太不小心，负了很多债。他去澳洲了。”

自从父亲在《伦巴底每日祈祷书》中间发现两张公元二世纪的古埃及文稿，显得惊喜若狂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过。

“海特，我把书掉到地上了。”

仆人把书从父亲脚边捡起来，把书靠在餐桌中间摆花的架子上。父亲在晚餐的其余时间一直沉默着，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快乐的抽鼻子声音，这种声音我想不会是由他看的书引起的。

不久，我们离开餐桌，坐到花园中的房间里；在那儿，他显然把我忘掉了；我知道，他的思想已经回到久远的年代去了，那时，他动作轻快，那时，好像是几世纪以前，所有人的形象都模糊了，他朋友们的名字的读音都错了，意思也完全不一样。他以别人会感到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斜着坐在直背椅子上，高高地举着一本书，就着光线斜着看。他不时从他的表链上取下一个金铅笔盒，在书边上做个记号。窗户开着，外面是夏天的傍晚；只听得见时钟的滴答声，从白水路传来的遥远的轰隆轰隆的车马声，父亲有规则地翻动书页的声音。我以前想，一面闹穷，一面又抽雪茄是失礼的。现在，希望落空，我就回到自己房里取了一根雪茄。父亲没有抬头看。我撅开雪茄头儿，点燃了，又重新获得了信心，我说，“爸爸，你一定不愿意我整个假期都跟你过吧？”

“呃？”

“让我在家里待这么长一个假期你不觉得心烦吗？”

“我相信即使我感到心烦，也不会表现出来的，”父亲温和地说，又看起书来。

晚间过去了。最后，房里各式各样的钟都悦耳地敲了十一点钟。父亲合上书，取下老花眼镜。“亲爱的孩子，非常欢迎你，”他说，“你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说，“你表兄梅尔基奥当一名普通水手上澳洲去了。”（抽鼻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普通水手’？”

在随之而来的闷热的一周里，我和父亲的关系急剧恶化。白天我很少看到他；他在图书室里一待就是好几个钟点；他不时地出来，我总是听到他在楼梯栏杆上边喊：“海特，准备车。”然后他就出门去了，有时半小时左右就回来，有时整天在外，他从不说明干什么去了。我常常看到仆人偶尔把盘子端到楼上他房间里，上面有少量育婴室用的食品——脆饼干，几杯牛奶，香蕉，等等。如果我们在楼梯上碰到，他总是茫然地看看我，说“啊——啊，”或者“天气真暖和，”或者“天气好极了，好极了，”可是在晚上，当他穿着天鹅绒吸烟上衣来到花园的房间时，他总是正式问我好。

晚饭的餐桌就是我们的战场。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书去了餐厅。他突然注意到了这本书，那双温和而又显得恍惚的眼睛盯住不放，当我们经过走廊时，他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那本书扔在靠边的一张桌上了。我们坐下的时候，他悲哀地说：“我想，查尔斯，你会跟我说些什么吧？这一天我简直筋疲力尽了。我盼望和你一道聊聊。”

“当然啰，爸爸。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些能让我高兴的事。给我散散心，”他耍着性子说，“就跟我说说新上演的戏吧。”

“可是我什么戏也没有看过啊。”

“你该去看看，你知道，你真的该去看看。一个青年人，整晚都泡在家里，很不正常哩。”

“呃，爸爸，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我哪有那么多闲钱看戏呀。”

“亲爱的孩子，你决不能让金钱把你这样限制住了。嗯，在你这个年纪，你表兄梅尔基奥就和别人合伙写了一支乐曲喽。这是他闯荡天下的一件快事。戏还是该去看看的，当作你的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你读过那些杰出人物的生平，那你就会发现，那一些人中足足有一半是从剧场的顶层楼座了解话剧的。有人跟我说，像那种地方根本没有乐趣可言。可是正是在那种地方，你可以发现真正的戏剧评论家和爱好者。这就是所谓的‘和众神坐在一起’嘛。花费微乎其微，而且甚至在大街上等候入场的时候，那些‘街头艺人’也会使你很开心。哪天晚上我们也去和‘诸神们’一起坐坐，你觉得艾贝尔太太的烹调手艺有没有进步？”

“老一套呗。”

“这还是受了你菲利帕姑妈的启发呢。她给了艾贝尔太太十份菜单，这十份菜单从来没有变动过。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倒并不在乎饭菜怎么样，可是既然你在家，我们就得变变花样啦。你喜欢吃什么呢？现在的时令菜是什么？喜欢龙虾吗？海特，告诉艾贝尔太太明天晚上我们要吃龙虾。”

这天晚上的菜是一盆淡而无味的汤，浇着粉红色调味汁的炸糊了的蝾鱼片，配着摆成锥形的土豆泥的羊肉片，还有摆在蛋糕上的煮梨冻。

“我吃得这么考究，纯粹出于对你菲利帕姑妈的尊敬。她规定，一顿饭有三道菜才算得上中产阶级。‘如果一旦让仆人随便做，’她说，‘你就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只吃一块排骨。’其实我最爱吃的就数排骨了。事实上，艾贝尔太太不在的晚上，我去俱乐部吃的也无非是一块排骨。可是你姑妈已经规定，我在家里吃饭必须是三菜一汤；这几个晚上是鱼、肉、开胃的菜肴，那几个晚上是肉、甜食、开胃的菜肴——这几种菜可能配出很多种花样哩。

“有些人能够把自己的见解很得体地表达出来，这实在够惊人的；你姑妈就有这种本事。

“如果以为过去我和她天天晚上在一起吃饭——像我和你现在的情形一样，那就太可笑了，孩子。她一个劲儿让我开心。她常常跟我讲她读过的书。她心里想把这儿当作她的家，你知道。她认为如果让我自个儿过活的话，我就会变得怪僻了。或许我已经有了怪僻，有没有？可是把这儿当她家——不行。最后我还是把她甩掉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显然含着一种威胁的意味。

多半是由于我姑妈菲利帕的原故，我现在觉得自己在父亲家里竟成了一个生人。我母亲过世后，姑妈就来同我父亲和我住在一起了，毫无疑问，正如父亲说的，她想把这儿当作她的家。当时，每天晚上饭桌上的种种痛苦我是根本不知道的。姑妈要亲自陪着我，我毫无疑问地领受了她的情意。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光景。最初的变化是她重新启用她原先打算卖掉的萨里那所房子，我上学期间她就住在那里，她到伦敦来住几天只是为了买东西，玩一玩。到了夏天，我们就一起去海滨。后来，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她离开了英国。“最后我还是把她甩掉了，”谈到那位慈祥的夫人时他用这种嘲笑和得意的口吻说话，他知道我听出来话里向我挑战的意思。

我们离开餐室时我父亲问：“海特，你跟艾贝尔太太说了明天要给我定龙虾吗？”

“还没有呢，先生。”

“那就不用说了。”

“好的，先生。”

我们在花园房间里一坐下来，他就说：“我不知道海特是不是真的打算提龙虾的事，我认为他并不打算提的。你知道吗，我相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

到了第二天，一件武器凑巧落在手里。那天我遇见了一个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名叫乔金斯的同年同学。我一向不大喜欢这位乔金斯。有一次，那还是菲利帕姑妈在家里的时候，他来吃茶，她就曾经对这个人作出这样的宣判：即他的内心可能美，可是头一眼看上去可不那么吸引人。这一回我热情地向他问好，并请他来吃晚饭。他来了，不过并没有显出有什么变化。父亲事先肯定得到海特的提醒，说有一位客人要来吃饭，所以他没有穿他那身丝绒衣服，而穿了一件燕尾服。这身燕尾服，再加上黑背心，极高的硬领，特窄的白领带，就算是他的晚礼服了。他穿着这身衣服，显出一种忧伤的神气，好像穿的是朝廷的丧服，这种神情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的，由于发现这种神情招人喜欢，所以一直就保持下来了。他连一件吃饭穿的短上衣都没有。

“晚上好，晚上好。你太难得了，大老远地来这里。”

“哦，并不远，”乔金斯回答说，他住在苏塞克斯广场。

“科学消灭距离嘛，”父亲狼狈地说，“你来这儿是出差吧？”

“噢，我在经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也有一个亲戚是做生意的——你不会认识他的；他比你要早喽。那天晚上我还跟查尔斯谈到他哩。我常常想到他。他成了，”他顿了顿，以便充分强调下面的古怪说法，“他成了个‘惨败的人’。”

乔金斯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父亲带着责备的神色盯住他。

“难道你觉得他这么倒霉倒值得高兴吗？也许是我用的词不常听说吧；你想必会说他‘破产’了吧。”

父亲控制着局面。他自己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故意认定乔金斯是个美国人，所以一晚上他都在和他玩一场微妙的、别出心裁的客厅游戏，凡是谈话中出现的一切专门的英国用语他都要解释一番，把英镑折合成美元，还必恭必敬倾听他的谈话，并且连连说道“当然啰，以你们的标准而言……”；“对乔金斯先生来说，这一切显得太狭隘了”；“你们习惯在辽阔的空间……”等等。听他这么说，因此使我的客人隐约觉得他的身分大概有什么问题，而他又根本得不到机会把自己的身分解释清楚。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琢磨我父亲的眼神，想要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他以这个方式讲话不过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玩笑罢了，可是他看到他的神色竟如此温和、宽厚，使他感到困惑莫解。

有一次连我都觉得父亲说得太过分了，当时他说：“你在伦敦居住，恐怕相当难过，玩不成你们国家的游戏了吧？”

“我们国家的游戏？”乔金斯问道，他领悟得很慢，不过终于领悟到这是弄清问题的好机会。

父亲看看他，又看看我，他的表情也同时从和蔼可亲变成满腔怨恨；当他再朝乔金斯看去的时候，表情又变得和蔼可亲了。这种神气就像一个赌徒向全室的人认输那样。“说到你们国家的游戏，”他从容地说道，“那就是说板球嘛，”说着他就控制不住抽起了鼻子，全身都抖动起来，他还用手帕擦擦眼睛。“在城里工作，你肯定发现用在板球场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吧？”

他走到餐室门口撇下了我们，“晚安，乔金斯先生，”他说，“你下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希望你再来我们这儿作客。”

“喂，你爸爸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几乎认为我是美国人啦。”

“他有时相当古怪。”

“我把这番话理解成建议我去看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啦。这太怪了。”

“不错，可是我没法解释啊。”

“我差不多认为他在拿我开心呢，”乔金斯困惑地说。

几天以后我父亲做出了反击。他找到我，对我说道：“乔金斯先生还在这儿吗？”

“不在了，爸爸，当然不在啦。他只是来吃饭的。”

“呃，我原来希望他和我们一起住几天。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不过你在家吃晚饭吗？”

“在家吃。”

“我搞了一个小小的宴会，你在家里连续过了许多单调的夜晚，以便换换花样。你以为艾贝尔太太胜任得了吗？不行的。不过我们的客人并不苛求。卡思伯特爵士和奥姆—赫里克太太，正是所谓的核心人物。我希望饭后听听音乐。我还为你请了几个青年人。”

现实的情况超过了我对父亲的计划所怀着的不祥预感。客人们聚集在我父亲不自觉地称之为“楼座”的房间里，这时我才明白，明摆着这些客人都是为了让我不痛快而仔细挑选来的。而青年人则是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一位学大提琴的学生；她的未婚夫，一位不列颠博物馆的秃顶年轻人；还有一位只懂得一种语言的慕尼黑出版商。我看到，我父亲和那些人站在一起，在瓷器架后面冲我直抽鼻子。这天晚上，他在纽扣眼里别上一枝小小的红玫瑰花，好像骑士在战争中佩戴的徽章。

晚餐时间很长，菜肴跟那些客人一样是精心挑选的，也有一种存心嘲弄的意思。菜肴并不是菲利帕姑妈挑选的那些，而是从早就确定下来的几份菜单中拼凑起来的，那些菜单是他还能在楼下吃饭时使用的。盘子的花饰考究，上菜时，盘子照红、白相间的颜色轮流出现。菜肴和葡萄酒一样没有味道。晚餐过后，我父亲把那位德国出版商领到钢琴边，出版商弹起钢琴，他就离开客厅，领着卡思伯特·奥姆—赫里克爵士到“楼座”里去看那个伊特拉斯坎的公牛。

这是个令人十分厌烦的夜晚，宴会终于散了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十一点才过几分钟。父亲自己喝了一大杯大麦茶，说道：“找来的这些朋友多不带劲儿呀！你知道，如果没有你在家这个推动力，我永远也鼓不起勇气邀请他们的。我近来对应酬没有什么兴趣了。既然你要在我这儿住很久，我也就会过许多这样的夜晚了。你喜欢格洛里亚·奥姆—赫里克小姐吗？”

“不喜欢。”

“不喜欢？是你对她的毛茸茸的唇髭有反感呢，还是对她的大脚有反感呢？你觉得她今晚过得愉快吗？”

“不愉快。”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我很怀疑这些客人中谁会认为这是他们最愉快的一个晚上。那个年轻的外国人钢琴弹得糟透了，我想。我在哪遇见过他呢？还有康斯坦蒂亚·斯梅斯威克小姐——她又是我在哪遇见的呢？不过殷勤待客这一条还是要遵守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不会觉得无聊的。”

在以后两个星期的冲突中我们两败俱伤，不过我却失败得更惨，因为父亲有更多的储备可以利用，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却被挤在一片高地和大海之间的桥头堡里。他从不宣布他的战斗目标，而我至今还不明白他的目标是否纯粹是惩罚性的——是否他的思想深处存有某种地理政治学的思想，要把我从这个国家赶出去，如同菲利帕姑妈被赶到博迪盖拉，表兄梅尔基奥被赶到达尔文一样；或者，似乎是最可能的，他之所以战斗，是否只是由于热爱使他才华毕露的战斗。

有一天我收到塞巴斯蒂安寄来的一封信，这件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我当着我父亲的面收到的，当时他正在家里吃午饭；看见他好奇地盯住这封信，于是我把信带走私下里读起来。信是写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办丧事用的厚信纸上的，信纸信封头上印着黑色花冠，周围镶着黑边。我急切地读起来：

                                                             布赖兹赫德城堡
                                                                   威尔特郡
                                                       我不知道今天几月几日

最最亲爱的查尔斯，

我在写字台后面发现了一盒这样的纸，当我为自己失去纯真而哀伤的时候，我非给你写信不可了。纯真看来不像是个活东西。医生们从一开头就对它表示绝望。

我马上就要动身去威尼斯和我父亲一起住在他那个罪恶之宫里。我希望你来我这儿。我希望你在这儿。

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呆着。家里的人们不断回来，不断整理行李，又离开了，而白色的山莓已经熟了。

我很想不带阿洛伊修斯去威尼斯。我不想让它遇到一大帮子讨厌的意大利熊而染上坏习惯。

爱你，或者随你的意思。

                                                       塞

我很早就熟悉他写的信了；我在拉文纳的时候收到过他的信；我本来不该感到失望的；可是那一天，我把这张硬邦邦的信纸撕成两半，随手扔进字纸篓里，满腔怨恨地朝着肮脏的花园和贝斯河边高低不平的地面望去，凝视着那边乱七八糟的污水管、太平梯和引人注目的小温室，我在心里看到安东尼·布兰奇苍白的面孔从纷乱的树叶中显现出来，正如曾经在泰姆饭店的烛光中朦朦胧胧出现那样，在过往车辆的嘈杂声中，我听到他清晰的声音……“你千万不要骂塞巴斯蒂安，即使他常常显得有些缺乏生气……每当我听到他的谈话，就使我想起了那幅某些方面令人厌恶的绘画《吹泡泡》来。”

以后好多天，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讨厌塞巴斯蒂安。后来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他拍来了一封电报，把那个阴影驱散了，可是这封电报本身却增加了另一个更深的阴影。

父亲出去了，回来时发现我焦躁不安，团团乱转。他站在走廊里，头上还戴着巴拿马草帽，冲着我微笑。

“你决猜不出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到动物园去啦。真是太愉快了；看来那些动物非常喜欢晒太阳。”

“爸爸，我得马上走了。”

“是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出了严重的事情啦。我得马上到他那儿去。海特现在正给我收拾东西。过半个小时有一趟火车。”

我把电报拿给他看，电报写得很简单：“伤势严重速来塞巴斯蒂安。”

“嗯，”父亲说，“我很难过你这么慌乱。看电报，很难说事情像你想的那样严重——否则，根本不可能由受伤者本人签名。还有，当然啰，他也可能神智完全清醒，只不过眼睛看不见了，脊梁骨摔断成了瘫痪。你究竟有什么必要去那儿呢？你也不懂医道嘛。再说你又没有担任什么神职。你是不是希望得到什么遗物呢？”

“我跟你说过了，他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

“呃，奥姆—赫里克也是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可我就不会在一个暖和的星期天下午手忙脚乱跑到他的灵床前去。我还怀疑奥姆—赫里克太太是不是欢迎我去。不过我看你并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会惦记你的，亲爱的孩子，不过不要因为我急着回来。”

八月一个星期日薄暮时分的帕丁顿火车站。阳光从屋顶上毛玻璃窗户透进来，书摊已经关门了，几个不慌不忙的旅客在搬运工人旁边溜溜达达——这一切足以安慰一个心绪比我稍为安宁的人。火车几乎是空的。我把小提箱放到一节三等车厢的角落里，然后在餐车里占了一个坐位。“过了雷丁站开第一次正餐，先生，大约在七点钟。您现在要来点什么？”我要了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火车一出站酒就送上来了。刀叉发出常有的丁当声；明丽的景色在窗前倏忽闪过。可是我对那柔媚的景致没有兴趣；相反，脑子里的恐怖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大片的泡沫泛起来，呈现出种种灾祸的情景；篱边入口有人随便举起一支上了膛的枪，一匹马的后腿直立起来，在地上翻滚，一片阴沉沉的水塘，水下埋了个桩子，一棵榆树的枝干突然在一个宁静的早晨倒下来，一辆汽车冲进一个死角；文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威胁都从脑子里冒出来，紧紧缠住我。我甚至想象出一个患杀人狂的疯子在阴暗的地方作怪脸，挥舞着一段铅管。麦田和大片林地飞速闪过，溶进金黄色的夕照里，车轮的颤动声，单调地在我耳中反复震荡着：“你来得太晚了，你来得太晚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吃了饭，换乘开往该地的火车，黄昏时候到了我的目的地梅尔斯蒂德—卡布里站。

“是去布赖兹赫德的吗？先生，是的，朱丽娅小姐正在车场等您呢。”

她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车轮边。我立刻认出她来；我不可能认不出她来的。

“你是赖德先生吧？跳进来吧。”她的声音和说话的神气都同塞巴斯蒂安的一样。

“他怎么样了？”

“塞巴斯蒂安吗？噢，他很好。你吃过饭了吗？吃了，我想那种饭一定坏透了。家里还有一些。家里只有我和塞巴斯蒂安，所以我们还是等你来了一道吃。”

“他出什么事了？”

“他没说吗？我估计，他认为如果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会来了。他踝骨上的一根骨头裂了，那骨头太小，连个名称都没有。不过昨天他们已经给他照了X光，要他再忍耐一个月。这可让他烦得要命，他所有的计划都给取消了；他一个劲地唠叨着……别的人都走了。他要我留下来跟他一块儿待着。嘿，我想你是知道他能忧郁得发疯的。我几乎屈服了，后来我说：‘你肯定能抓住什么人的，’他说大家不是出去了，就是都很忙。总而言之谁也不会来陪他的。不过他最后同意试着去找你，我也答应了要是你不来的话，我就留下来，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出对我说来你多么受欢迎。我得说，你一接到通知就远道赶来，真是太高尚啦。”但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却听出了，或者认为听出在她的口气里含着一点轻蔑的味道，好像我竟会这样乐意地听他调遣。

“他怎么弄成这样了？”

“信不信由你，玩槌球弄的。他发了脾气，被小铁门绊了一跤，这伤疤可不很光彩。”

她同塞巴斯蒂安简直太相象了，以致我在愈来愈浓的暮色里坐在她的身边，竟被她既是亲切又是生疏的双重幻觉弄得糊涂了。因而就像有人用一个高倍望远镜瞭望，看到一个人从远方走来，细看那人脸上和衣服上的每一细部，相信自己一伸手就摸得着这个人，可是他很奇怪，当自己走动时这个人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抬头望一下，后来他用肉眼观看这个人，突然想起，那个人不过是很远的一个斑点而已，很难说是不是个人。我了解她，而她并不了解我。她那乌黑的头发几乎比塞巴斯蒂安的长不了多少，也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头发从前额梳到后面；她那双注视着发暗的公路的眼睛也像他的，只不过是更大些；她那涂了口红的嘴唇对人们显得不大友好。她手腕上戴着小饰物做的手镯，耳朵上垂着小小的金耳环。在轻便外套下露出来一角印花绸衣服；裙子是当时流行的短裙。那双伸向汽车操纵器的腿是修长的，正合当时的风尚。因为她的性别表现出熟人和生人之间的明显差别，而性的差别似乎在我们之间无处不在，所以我特别感到她是个女性，而她的这种女性感，我以前在别的女人身上还从来没有感受过。

“在晚上这种时候开车可是提心吊胆的。”她说，“我们家里会开车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我和塞巴斯蒂安实际上是临时住在这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指望会有热闹的聚会。”她向面前的贮藏箱探过身去拿出盒香烟。

“我不吸烟，谢谢。”

“给我点上一支，好吗？”

我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我把烟卷从嘴唇上取下来又塞到她嘴里的时候，我听到蝙蝠交尾时吱吱的轻微叫声，除了我谁也听不见。

“谢谢。你以前来过这儿的。保姆说过这件事。我们俩都觉得你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喝茶是很奇怪的。”

“那是塞巴斯蒂安的主意。”

“你好像太听任他指挥了。你不该这样。这对他也很不好。”

这时我们已经在车道上拐了弯，树林和天空的颜色已经暗淡了，这所房子看上去似乎涂上了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只有两扇敞开的大门中间露出一片金黄。一个男仆等着搬我的行李。

“到啦。”

她领我上台阶，走进前厅，把外套扔在一个大理石桌上，随后又弯下身子抚弄那只跑来迎接她的狗。“我想塞巴斯蒂安可能吃了饭呢。”

话音还没有落，塞巴斯蒂安就在那边柱子中间出现了，他摇着轮椅过来。他穿着睡衣睡裤，一只脚绑着厚厚的绷带。

“噢，亲爱的，我把你的好朋友带回来了，”她说，又一次带着几乎难以察觉出来的轻蔑口吻。

“我还以为你快死了。”我说，但感觉到，正如我一到就已经感觉到的，一种突出的恼火心情，不是因为避免了一场大悲剧而觉得轻松，而是感到受了蒙骗。

“我也以为我快死了呢。那个疼劲真叫人受不了。朱丽娅，你觉得今天晚上如果你问威尔科克斯要香槟酒，他会给我们吗？”

“我不喜欢香槟酒，而且赖德先生已经吃过午饭了。”

“赖德先生？赖德先生？查尔斯任何时间都喝香槟酒。你知道吗？一看到我这只包扎起来的脚，我就不由得想到得了痛风病，所以我就特别想喝香槟酒。”

我们在一间他们称作“彩绘客厅”的房间里用餐。这是一间宽大的八角形房间，图案的风格比其他房间的要近代一些，四壁装饰着花环状的圆雕饰。圆屋顶穹隆状的天花板上是几组描写牧羊人的古庞贝式整齐的画像。这些画像，和那些椴木的镀金家具，毯子，悬挂着的青铜烛架，镜子和墙壁上的烛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构图，全是由一个非凡的巧匠设计出来的。“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在这儿吃饭，”塞巴斯蒂安说，“这儿很舒服。”

他们吃饭，我吃了一只桃子，并且把我和父亲的冲突讲给他们听。

“听起来他还是个挺不错的‘宝贝’啊。”朱丽娅说，“现在我要走了，孩子们。”

“你要到哪儿去？”

“到育婴室去。我已经答应保姆跟她玩最后一盘跳棋。”她吻了一下塞巴斯蒂安的头顶。我给她打开门。“晚安，赖德先生，再见啦。我想明天我们就见不着了。我一大早就走。你把我从病床边解放出来，我真说不出有多感激你。”

“我妹妹今天晚上很神气。”塞巴斯蒂安等她一走就说。

“我想她并不喜欢我。”我说。

“我想她任何人都不太喜欢。我很爱她。她太像我了。”

“你爱她吗？她像你吗？”

“我是说在外貌上和讲话的态度上。如果任何人在性格上像我，那我是不会爱他的。”

喝完了葡萄酒，我就陪着坐在轮椅上的塞巴斯蒂安穿过那间有圆柱的走廊去图书室，这一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间图书室里，在以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图书室在宅院的侧面，俯瞰着湖水，窗户都敞开着，星光照进来，温馨的空气飘进来，满窗都是幽蓝色的和银色的山间月夜景色，可以听到喷泉滴水的声音。

“我们俩可要美美地过一阵了。”塞巴斯蒂安说。第二天早晨，当我正在刮脸的时候，我从洗澡间的窗户看见朱丽娅，她正把车从前院开出去，身后是她的行李，随后就消失在小山头后面了，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我感到自由和平安，就像多年以后，过了不安的一夜，听到响起了“解除警报”的汽笛声时一样。

☆☆☆微吟于2004-01-29 19:18:35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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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青春的柔情啊——它是何等的非凡，何等的完美！又何其迅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而热情、慷慨、幻想、绝望，所有这些青春的传统品性——除了青春的柔情以外的所有品性——都是与我们生命同生同灭的。这些感情就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青春的柔情呢——那种精力充沛的懒散，那种孤芳自赏的情怀——这些只属于青春，并且与青春一起消逝。也许，在悬狱的殿堂里，为了补偿英雄们失去的至福幻象，他们正享受着青春柔情；或许至福幻象本身就同这种平凡的体验有着某种淡薄的血缘关系；总而言之，我相信，在布赖兹赫德度过的充满青春柔情的日子就像在天堂一样。

“为什么管这所房子叫做‘城堡’呢？”

“拆迁以前这是座城堡。”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意思。在一英里以外，就在下边村子旁边，有一座城堡。我们喜欢这座山谷，就把那个城堡拆了，把城堡的石块运到这儿，盖了一所新住宅。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做法，你不喜欢吗？”

“如果这所房子是我的，我就哪儿也不去了。”

“可是你知道，查尔斯，这儿并不是我的。只是眼下算是我的，可是这里经常住满了狼吞虎咽的野兽。假如这儿能够总像现在这样——总是夏天，总是一个人，果子总是熟的，而阿洛伊修斯脾气总是很好……”

因此，我爱回忆那个夏天，当我们一起在那座迷人的宫殿里漫步时塞巴斯蒂安的样子。塞巴斯蒂安坐在轮椅里，沿着果园两边长着黄杨的道路上疾驰，寻找高山草莓和新鲜的无花果；他转动轮椅穿过一间间气味不同、气候迥异的温室，剪下麝香葡萄，挑选兰花插在我们衣服的扣眼上；塞巴斯蒂安手舞足蹈，一瘸一拐地到育婴室去，我们并排坐在育婴室里一块磨旧了的绣花地毯上，除了一个玩具柜，四周空空的，保姆霍金斯在一个角落里怡然自得地缝缀着东西，她唠叨着：“你们和别人一样坏；你们这一对坏孩子哟。这就是学校教你们的吗？”在柱廊里，塞巴斯蒂安就像现在这样仰卧在洒满阳光的位子上，我坐在他旁边一把硬椅子上，试着把喷泉画下来。

“这个圆顶也是伊内果·琼斯设计的吗？它的建筑年代看起来要晚些。”

“得啦，查尔斯，别像个旅行家似的。只要它好看就行了，管它什么时候造的呢！”

“像这种事我就喜欢知道。”

“嗨，亲爱的，我还以为我已经把你这些毛病都矫正好了呢——糟糕的科林斯先生啊。”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从这个房间转悠到那个房间，从索恩式的图书室到中国式的客厅，那些镀金的宝塔和点头哈腰的中国清朝官员，彩色壁纸和奇彭代尔的精工细雕的木器家具，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还可以从庞贝式的客厅转悠到挂着壁毯的大走廊，这个大走廊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与二百五十年前设计时一样；还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阴凉的地方眺望外面的平台，欣赏这一切，真是一番美学教育。

这个平台是这所房子设计中最完美的杰作；它坐落在巨石的壁垒上，俯瞰着湖水。因此走廊通往湖边的台阶非常陡峭，好像悬在湖面上，凭栏俯视仿佛可以把块卵石垂直投入脚下第一个湖泊里。平台由两排柱廊环抱，在亭子外，欧椴树林一直伸到林木繁茂的山坡上。平台有一部分铺了地面，另一部分辟为花坛和用矮小的黄杨拼成的阿拉伯图案；稍高些的黄杨长成密密的树篱，围成一个很宽的椭圆形，中间还插进一些壁龛，并且散置着一些雕像，椭圆形的中央喷出一股泉水，它耸立在这片壮观的园地上；像这样的喷泉装置可能在意大利南部城市的广场上找到；而这座喷泉装置是一个世纪以前由塞巴斯蒂安的祖先发现的，发现后就买下来运进来，它便在异域的、然而适宜的气候中重新竖立起来了。

塞巴斯蒂安让我把喷泉画下来。对于一个业余画家来说，画下这个喷泉是一个雄心勃勃之举——一个椭圆形的水池，水池中央是经过斧凿的岩石岛，岛上布置有整齐的石雕热带植物以及英国野生蕨类植物的逼真的叶子；十几道溪流在岩石间流过，仿如泉水，珍奇的石雕热带动物在泉水旁边奔逐嬉戏，有骆驼，长颈鹿，还有张牙舞爪的狮子等等，全都在喷水。岩石堆上，人形山头的顶部，矗立着一个红沙岩的埃及方尖塔——这件东西远非我的能力所能画好的，但是靠了某种很奇怪的运气，我竟把它画了出来，并且以审慎的精炼和漂亮的手法产生了一种很不错的皮拉内西的效果。“我把这张画送给你母亲好吗？”我问。

“为什么？你并不认识她。”

“这样显得有礼貌。我现在住在她家里。”

“把这张画给保姆吧。”塞巴斯蒂安说。

我这样做了，她把它摆在五斗柜上她的收藏品中间，并说它画得很像。她常常听人称赞那喷泉，不过她自己从来也看不出它的美。

对我来说，这是新发现的美。

自从我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常常骑着脚踏车去附近的教堂周围转悠，摸摸各种铜器，拍几张圣水盆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热爱建筑物的习惯，虽然在观点上我和我这一代人一样，轻易地完成了这样一步飞跃，即从罗斯金的清教主义到罗杰·弗赖的清教主义，但是我内心的感情却是保守的，倾向于中世纪的。

我就这样转移到巴罗克的建筑上来。这里，在高高的傲视一切的穹顶下，镶板天花板下面；这里，当我穿过一道道拱门和残缺的古希腊式的山墙，来到用圆柱支撑着的阴蔽地方，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喷泉前面，观察喷泉的种种阴影，追寻萦回不散的回声，尽情享受所有这些勇敢和创造的丰硕功绩时，我就感到精神焕发，仿佛那在石雕中汩汩喷流的水真是生命之泉。

一天，我们在一只小橱里发现了一个还能使用的、涂着日本亮漆的铁皮油彩盒。

“这还是妈妈一两年前买的。有人跟她说，只有试着画画油画，才能够欣赏世界的美，为了这盒油彩，我们可把妈妈大大地嘲笑了一番。她根本不会画画儿，不管油彩在颜料管里有多么鲜亮，可是妈妈一把它们调和起来，就变成了土黄色了。”调色板上乱七八糟干了的污痕证实了这句话。“妈妈总是吩咐科迪莉娅去洗画笔。结果，我们都表示抗议，这才使妈妈歇手不干了。”

这盒颜料使我们起了把办事处装饰起来的念头；这是通柱廊的一间小屋子；它曾经用来办理地产事务，现在闲置起来，只存放了一些花园游戏用具和一桶干芦荟。这间屋子显然是为了住得舒服一些而设计的，也许是做一间茶室，或者是做一间书房；因为四壁的灰泥墙都装饰着雅致的洛可可式镶板，而屋顶也精致地做成圆拱形。就在这间屋子里，我在一个较小的椭圆形框子里勾出一幅富于浪漫情调的风景画，以后几天再涂上色彩，而且靠运气，也由于当时心情愉快，我居然把它画得很成功。不知怎的，好像要那支画笔怎么画它就怎么画。这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风景画，画的是白云蓝天的夏日风景，前景是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废墟，岩石和瀑布掩映着后面那片渐渐远去的园林。我不大懂油画技术，我一边画，一边学。一个星期后，画完了，这时塞巴斯蒂安急于要我在一块大的镶板上再画一幅。我就又画了一些草稿。他叫人取来一幅名叫“游园会”的画，上面画着一架用飘扬的丝带装饰着的秋千，一个黑人听差，还有一个吹风笛的牧羊人，但是画着画着我就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幅风景画的成功是凭了好运气，而要画出这样精致的一幅模仿作品，却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一天，我们和威尔科克斯一起下到地窖里，在那里看到一个贮存着大批葡萄酒的空空落落的壁洞；现在只有一个十字甬道还在使用着；甬道里的箱子装满了东西，有些箱子装着已经贮存了五十年的葡萄佳酿。

“自从爵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增添什么酒了，”威尔科克斯说。“有大量的陈葡萄酒该喝掉。本来贮藏个十八年或二十年也就够了。我收到酒商寄来的几封谈到这些酒的信，可是爵爷夫人却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勋爵，而布赖兹赫德勋爵又让我去问爵爷，而爵爷又让我去问律师。事情就这样拖下来。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来喝酒，存的酒够用十年了。可是到那时我们又会成什么样子了呢？”

威尔科克斯尽情款待我们；我们吩咐从每个箱子里分别取出一瓶酒来。在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度过的那些宁静夜晚，我和葡萄酒初次真的结交了，并且播下了丰收的种子，这样的丰收在以后许多百无聊赖的年月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和我经常坐在“彩绘客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到了一本论品尝葡萄酒的书，我们就按照详细指导来品尝葡萄酒。我们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然后把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随后把酒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在舌头上滚动，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个硬币那样，让酒在上腭上滚动，然后向后仰起脑袋，让酒一滴一滴流进喉咙。然后，我们就谈谈这种酒；咬一点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接着再品尝另外一种葡萄酒；这种酒品尝完了，再回过来品尝最初的那种，然后再品尝一种新的，到后来这三种酒轮流着品尝过了，酒杯的顺序全乱了，哪个酒杯里到底盛的是哪种酒我们争论不休，酒杯在我们俩之间传过来递过去，直到这六个酒杯中有的已经掺进了我们从不一样的酒瓶里倒进来的混合酒，直到我们不得不每人用三只干净酒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而我们对酒的赞扬也更加放肆更加出奇了。

“……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真地相信它呀。”

“不能够吗？”

“我是说不能相信什么圣诞节啦，东方的星啦，三个王啦，牛啦，驴啦。”

“哎呀呀，我可相信这些。多美的想法呀！”

“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些想法美就相信。”

“可是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的。”

“也信祈祷文吗？难道你认为，你在一个塑像前跪下，念叨几句话，甚至连声也不出，只是在你心里说，就可以改变天气了吗？或者说，某些圣徒比别的圣徒更有影响，难道你必须找到某个合适的圣徒，帮助你解决某个问题吗？”

“嘿，不错。你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可是后来不知道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了。那天早晨我发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刚吃过午饭，尼科尔斯先生就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前，怀里抱着阿洛伊修斯，说是我把他丢在他的马车里了。”

“嘿，”我说，“如果你只相信这些，并不想变好，那么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就是看不出来。”

“得啦，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咳，别让人这么厌烦，查尔斯。我还要读读这条消息呢，赫尔的一个妇女一直在使用一种工具。”

“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我刚刚对它感兴趣。”

“我决不再提它了……在判她六个月徒刑时，曾参照了其他三十八个案例——天啊！”

可是大约十天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躺在房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用一架望远镜观察下面公园里正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是为附近几个教区举办的一个简朴的两天展览会，它勉勉强强办下来了，与其说是激烈竞争的中心，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市集和公共集会。用一些旗子圈成一块场地，这个场地的周围搭起了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儿有几个牲畜鉴定站和几个牲畜圈。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便餐的，一大堆农场主聚集在那儿。准备工作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得躲起来，”快到那天的时候，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会到这儿来的。他可是这个农业展览会的重要角色呢！”于是我们就躺在屋顶的栏杆下面。

布赖兹赫德搭上午的火车到达，并且和那位代理商人芬德上校一道吃了午饭。他到达的时候我同他面谈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的描述真是贴切极了；他有着弗莱特家族的那种脸型，仿佛是阿兹台克人雕刻出来的。这时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见他，他正在五六个佃户中间笨手笨脚地走着，有时站住向鉴定站里的鉴定员打招呼，有时又靠在一个牲畜圈的栏杆上，仔细地看着里面的牛群。

“我哥哥是个怪人。”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上去可挺正常的。”

“啊，可是他不正常。你知道，我们家里数他最古怪了，只不过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他内心受了伤，变了样儿。他原来想当神父，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现在还想当神父呢。从斯托尼赫斯特学校一出来，他差点成了个耶稣会的教士了。对妈妈说来，这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法阻止他，不过当然啰，这是她最不愿意的事情了。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吧——这是她的长子；如果是我，人们好像就不会说什么了。还有可怜的爸爸。即使没有这件事，教会给他的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真麻烦透顶了——修道士和修道院长就像一群耗子在家里窜来窜去，而布赖兹赫德闷闷不乐地坐着，谈论上帝的旨意。你知道，爸爸去国外的时候他难过极了——实际上他比妈妈还难过。最后，他们劝他去上了牛津大学，把当修道士的问题好好考虑三年。现在，他正在努力下决心呢。他说要当皇家禁卫军啦，进下议院啦，还有结婚啦。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知道，如果我也上了斯托尼赫斯特学校是否也会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也要上那个学校，只是我还没有长大，爸爸就去了国外，他坚持要我上伊顿公学。”

“你父亲不信教了吗？”

“噢，有点儿不信了；他和妈妈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信教。他一出国，就把宗教和我们都丢开了。你应该见见他。他是个极好的人。”

塞巴斯蒂安以前从来没有正经谈过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亲走掉以后，你们肯定很难过吧？”

“所有的人都很难过，除了科迪莉娅。那时她太小了。当时使我很难过。妈妈努力向我们三个大孩子解释，好让我们不恨爸爸。不恨我爸爸的只有我一人。我认为她希望我恨他。我一向是他的宠儿。要不是这只脚坏了，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他那里。你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下面那块场地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用喇叭筒大声喊着拍板成交的结果。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我们这儿。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并不一致。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很不幸，而她像小鸟一样快乐；朱丽娅和我则是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我的确觉得朱丽娅并不快乐；一般人认为妈妈是一个圣徒，爸爸是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幸福的。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看待宗教，幸福好像和宗教没有很大关系，而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我希望我自己更喜欢天主教徒。”

“他们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

“亲爱的查尔斯，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人数那么少。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教派——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教派，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互相谩骂——可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都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可是他们的人生观却随时流露出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隐藏起来原是很自然的。不过你知道，对于像我和朱丽娅这样的半异教徒说来，要隐藏可就困难了。”

这时从高烟囱那边传来儿童的喊叫：“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于是这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就中断了。

“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

“你在哪儿呀？”

说着就出现了一个十一二岁胖乎乎的孩子；她身上有着那种明显的家族特征，不过在她真诚而胖乎乎的圆脸上，这些特征都走了样；她的脑后垂着两条粗大的旧式辫子。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你也太不像话了。我猜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和布赖德一块儿来的，留下来看了看弗朗西斯·泽维尔。”（转向我，）“弗朗西斯·泽维尔是我的猪。后来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饭，然后就去展览会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葡萄酒。如果威尔科克斯自己做主，他就会相当吝啬的。”

“他待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了。你喜欢葡萄酒吗？”

“很喜欢。”

“我要是喜欢喝就好了。别的男人和酒结了不解之缘。在毛德琳学院时，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灌醉，可是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甚至觉得啤酒和威士忌都不大开胃口。像今天下午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结果是一场苦难。”

“我可喜欢喝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的最近的成绩报告单上说，她不仅是学校中最坏的女学生，而且她在最老的修女的记忆里也是最坏的。”

“这是因为我拒绝做圣母会修女。女修道院长说，如果我不把宿舍弄整齐些，就不能当圣母会的修女，所以我就说好嘞，我还不愿当，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管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右脚穿了跳舞鞋。气得女修道院长脸色铁青。”

“圣母可是喜欢顺从的呀。”

“布赖德，你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一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这种人在你们学院里很多吗？在毛德琳学院可有一些。”

“我实在不知道。在进牛津大学以前我早就是不可知论者。”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

宗教信仰似乎是这天非谈不可的话题。我们谈了一会儿农业展览会。后来布赖兹赫德说：“上个星期我在伦敦见到主教。你们知道，他想关闭我们这儿的小教堂。”

“得嘞，他关不了。”科迪莉娅说。

“我想妈妈不会让他关掉。”塞巴斯蒂安说。

“小教堂离得太远了，”布赖兹赫德说，“梅尔斯蒂德周围十几户人家没法到这儿来。所以他想在梅尔斯蒂德开一个弥撒中心。”

“那我们怎么办？”塞巴斯蒂安说，“难道我们在大冬天一早就得开车去那儿吗？”

“我们必须让圣餐礼在这儿举行，”科迪莉娅说，“我喜欢偶尔去参加一下；妈妈也喜欢。”

“我也爱去，”布赖兹赫德说，“可是我们人太少了。好像我们并不是全庄园人人都去作弥撒的老天主教徒。小教堂迟早总会取消的，也许等妈妈过世后。问题是，如果现在就取消是不是合适。你是个艺术家，赖德，从美学角度来看，你认为小教堂怎么样？”

“我认为很美。”科迪莉娅噙着眼泪说。

“它是件真正的艺术品吗？”

“呃，我还不大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小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小教堂是它那个时代的一个出色的代表作。可能再过八十年，它就会受到极大的赞美了。”

“这教堂二十年前不算美，八十年后很美，而现在就不美，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好啦，现在也许是好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恰好不十分喜欢它。”

“可是，喜欢一件东西和认为它好有没有区别呢？”

“布赖德，别像耶稣会教士那样狡猾。”塞巴斯蒂安说。可是我知道这样的争执不只是个文字问题，而且还表现出我们之间的深刻而又无法消除的分歧；双方都不理解，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对方。

“难道你也是这样来区分葡萄酒的吗？”

“不。葡萄酒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我喜欢那目的，而且认为那目的是好的——那目的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是就我的情况来说，葡萄酒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葡萄酒，也不认为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赖德，别说啦。”

“对不起，”他说，“我还认为这个问题让人们感兴趣哩。”

“谢天谢地，我上的是伊顿公学。”塞巴斯蒂安说。

吃完了晚饭，布赖兹赫德说：“恐怕我得把塞巴斯蒂安带走半个小时。明天我要忙一整天，展览会完了我得马上动身回去。我有一大堆文件要请父亲签字。塞巴斯蒂安得把这些文件取出来，解释给父亲听。科迪莉娅，你该去睡觉了。”

“得先消化一下才行，”他说，“晚上我还没有这么大吃过呢。我还要跟查尔斯说说话呢。”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什么‘查尔斯’？你应当叫赖德先生，孩子。”

“查尔斯，来吧。”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个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随时都谈论宗教问题吗？”

“不是随时谈。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不是吗？”

“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宗教问题。”

“那么，也许一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要为你祷告。”

“你可太好啦。”

“要知道，我不能给你一串念珠的时间，只能为你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我要为他们祈祷的人有一大串呢。我把他们按顺序排好，每周一次，我给每人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了我该得到的了。”

“噢，我碰到的一些事情比你还要难办呢。比如说劳埃德·乔治，凯泽和奥利夫·班克斯。”

“她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女修道院长发现了她正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吧，如果你不是不可知论者，我就会向你要五先令，好买一个黑人教女。”

“你的宗教我丝毫也不感到吃惊。”

“这是上学期一位神父发起的新鲜事儿。如果你给非洲的某些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在给某人婴儿洗礼时用你的名字做婴儿的教名。我已经有了六个黑科迪莉娅啦。这挺好玩的吧。”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一回来，就叫科迪莉娅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继续谈起我们谈论的那场话题。

“当然，你确实说得有理，”他说，“你把艺术当作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啊，可是不寻常的是，我竟然发现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作过九天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这一切让我莫名其妙。”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布赖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我过去对塞巴斯蒂安多么不了解，我这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接触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在公海客轮上结识的一位朋友；此时，我们已经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会场上的帐篷拆掉了，旗子也拔掉了；被践踏的草地又开始恢复了绿色；以从容闲散开始的这个月，倏忽到了月底。现在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也忘记了他的脚伤。

“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呀。”

“我想到这一点。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过活。而旅费，律师们会给我的——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用这笔钱我们俩坐三等车去就够了。”

我们就这样动身了；先是搭了便宜的长途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我们在清朗的夜空下在甲板上坐了一夜，看着沙丘那边破晓的鱼肚色的曙光；接着又坐硬席去巴黎，到达巴黎就驱车去洛蒂旅馆，洗了澡，刮了脸，又在富瓦蒂餐馆吃了午餐，餐馆里很热，有一半坐位空着，随后又昏昏欲睡地逛了商店，后来就一直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到我们火车开车的时间；火车在温暖的、尘土弥漫的傍晚到达里昂车站，然后又换乘南开的慢车，又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穷人——他们像北欧国家的穷人那样，旅行时带着许多包袱，对权威还流露出恭顺谦卑的神情——这里还有假满回去的水手们。我们时睡时醒，火车颠簸着，还经常停下来，夜里换了一次车，一上车又睡着了，醒来时车厢已经空了，车窗外闪过松林和远处群山的峰顶。边境上是穿崭新军服的士兵，在车站便餐室吃咖啡和面包，我们周围都是带着宽厚而快乐表情的南方人；火车又开到平原上，针叶松变成葡萄藤和橄榄，在米兰换车；从手推车上买了蒜肠、面包、一瓶葡萄酒（我们在巴黎把钱花光了，只剩了几个法郎）；太阳高照，大地热烘烘的；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就拥上拥下，闷热的车厢弥漫着大蒜气味。薄暮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一个脸色阴沉的人在那儿迎接我们。“爸爸的仆人，普伦德。”

“我先接了那趟快车，”普伦德说，“爵爷想你们一定看错了火车时间表。这趟车好像才从米兰开来的。”

“我们是坐三等车来的。”

普伦德有礼貌地嗤嗤笑着。“我开来了一条冈朵拉。我坐汽轮把行李带去。爵爷到利多去了。他不一定能在你到家前回来——那是我们预计你坐快车来算计的。现在，他可能回家了。”

他领我们上了等待我们的小船。船夫们穿着白绿两色的制服，胸前别着银质徽章；他们微笑着鞠躬。

“回大厦，普朗陀。”

“是的，普伦德先生。”

于是我们的船顺流漂去。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我以前来过一次——那是从海路来的。走这条路就到了。”

“瞧，我们到了，先生们。”

那大厦比传闻的小些，门面很狭窄，石阶上长满苔藓，阴暗的拱廊用粗琢的石头建成。一个船夫跳到岸上，把船系在柱子上，然后去拉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使船紧靠着石阶。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俗气的条纹亚麻布夏季制服的仆人引我们走了台阶，我们就从昏暗的地方走到亮处；华贵的钢琴上洒满了阳光，丁托列托学派的壁画使这个府第显得光辉灿烂。

我们的住房在上面一层，要上一段陡峭的大理石楼梯，为了不让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房间的百叶窗都关上了；仆人把百叶窗推开，我们眺望外面的大运河；床上挂着蚊帐。

“现在没有蚊子。”

每间屋子里的家具都只有一个不大的鳞茎面的衣橱，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模糊不清的镜子。地板是大理石板，没有铺地毯。

“这光景有点凄凉吧？”塞巴斯蒂安问。

“怎么凄凉？看看这些吧。”我又把他带到窗户前，下面和周围是一片辉煌华丽的风光。

“不，你怎么能不说凄凉呢。”

这时隔壁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把我们吸引过去。我们发现一间洗澡间，看上去仿佛是修建在烟囱里似的。上面没有天花板，墙壁直通上去，经过上面那层楼通到露天。在这座古老的热水锅炉产生的水蒸汽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男仆的影子。有一种冲鼻的煤气味道，一小股冷水汩汩地淌着。

“没法用了。”

“是，是，真是意外，先生。”

男仆跑到楼梯顶上，朝下面大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着，比他的声音更刺耳。我和塞巴斯蒂安又回到我们的房间观看窗下壮丽的景色。过了一会儿，那场争吵结束了，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进了我们的房间，�